距离上次阅读《见证》已经差不多过去五年了。那时候一位热爱古典音乐的朋友将书借给我，说这本书已经很难在市面上寻获，于是好生珍惜地捧读了一番，记得是过年回家坐在自己的小床上伛偻着背读完的。没想到这本出版于1998年，印数不过六千二百册的“流亡者译丛”之一隔了八年出现在特价书店，让我幸运地弄到一本。
前阵子有个朋友说，每个喜爱古典音乐的人都会找到属于他的一首乐曲。不知道我是否找到了这样一首乐曲，但想来我跟肖斯塔科维奇蛮投缘。第一次读《见证》那会刚开始听古典音乐没多久，下载了他的交响乐全集，好几次在寝室听得误了上课时间。有一年收到一份圣诞礼物，肖斯塔科维奇的《二十四首赋格曲》，让人爱不释手。去年他一百周年诞辰前几天，又鬼使神差听起第十四和十五交响乐，而我对他的诞辰日并不知情。
但我不敢说对肖斯塔科维奇和他的音乐有多少理解，尤其在重读《见证》之后。《见证》的记录者伏尔科夫在序言里称他在很多意义上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可我越读《见证》越觉得不像。人们在提到某个杰出的俄罗斯人时总会用陀氏比会，因为他是俄罗斯精神的伟大象征。我知道一些人，他们陷入地下室人的状态，身上带着《罪与罚》里拉斯柯尼科夫的影子，在《见证》里我却找不到那种感觉。
肖斯塔科维奇：拯救全人类，要从救一个人开始
大概我对俄罗斯精神、对陀氏的理解都有偏差。可不是吗?卡拉马佐夫兄弟除了伊凡还有德米特里和阿辽沙，认为“理智不仅能认识存在而且能修正存在”的人总容易跟伊凡亲近，但我们不该忘了德米特里，两个德米特里――还有《罪与罚》里的德米特里・拉祖米欣，他们代表了另一种俄罗斯气质，伏特加气质。
肖斯塔科维奇大概从他亲爱的、河马一样的老师格拉祖诺夫身上继承了这种气质。格拉祖诺夫上课时从来不离开那张院长长桌，像个大娃娃坐在那，娃娃总要找奶头，格拉祖诺夫找的是藏在抽屉里的橡胶管，吸出来的是酒精。
伏特加确实是好东西。那时候斯大林痛恨一切优美的艺术，禁止在苏联上演莎士比亚的任何作品。不知道戏剧导演阿基莫夫怎么弄到了导演《哈姆雷特》的许可，他诱惑肖斯塔科维奇跟他合作，在他的剧本里奥菲利亚是喝酒淹死的，掘墓人的台词变成了“喝还是不喝?这是一个问题。”立刻有人纠正这个怀疑主义者：“还用问?当然喝!”看来相似的政治威权下人们找乐子的方式也相似。
所以我想不能完全从俄罗斯思想中的最高纲领主义来理解所有俄国知识人。这条纲领说的是冲破一切界限，注目深渊的不可遏制的欲望，是对绝对物永恒的、不可息止的渴望。神学家叶夫多基莫夫总结了这条纲领，并说，陀氏属于这条纲领：“如果没有独一的必然，没有永恒、没有无限，俄罗斯人或迟或早必定要弃绝于暂时和相对之物：出于这种需要，他摧毁了历史，自愿沉沦于虚无之中。”
可肖斯塔科维奇怎么理解永恒的呢?他记得伊尔夫的笑话。有条广告，宣传用来捅煤油炉的永远用不坏的针，伊尔夫看到了说：“我要永远用不坏的针干吗?我不想永远活下去，即使我永远活下去，这煤油炉能永远存在吗?这太可悲了!”
肖斯塔科维奇是个音乐家，音乐家跟一般知识人的思维不一样。怎么说呢?酒神精神和苏格拉底精神的对立。只会用文字来表达的人太可怜了，我无法想象音乐家们用美妙的音符表现世界和自我时那种神奇的状态：坐在钢琴前，来首即兴创作，像书里说的，“包含着愉快的回忆和联想”。
是否应该承认尼采的说法，音乐高于知识呢?我不知道，但我肯定，音乐高于电影。我喜欢好几个俄罗斯人，电影导演塔科夫斯基是其中之一。这次重读在书里注意到他的名字，以前还不认识。他受到肖斯塔科维奇的指责，这位当时的年轻人在拍摄《安德烈・卢布廖夫》时干了件放火烧牛的事。不得不说，电影是种受到很大限制的艺术形式。尼采一定会鄙视它，因为电影力图真实、细腻地刻画现实，而非创造现实。
不过上面说的两种俄罗斯精神并非互相对立，要看我们怎么理解。肖斯塔科维奇当然是真正的俄罗斯人，他的心灵不属于西方、不属于欧洲。《见证》被收在“流亡者译丛”里，我不想强调“流亡者”的政治涵义，谁不是流亡者呢?德国诗人特拉克尔有句诗“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写得多好。
肖斯塔科维奇好几次强调他和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这些流亡者不一样，他们吃的是欧洲人的奶。他去过一次美国，对他是一次痛苦不堪的回忆。他也不信任那些伟大的西方人道主义者，不喜欢萧伯纳和罗曼・罗兰，尽管他们喜爱他的音乐。这些人在苏联好吃好喝一顿，回国后就向世人描绘一个地上的人间天堂，他们真有那么愚蠢吗?
这种人道主义者今天也一点不缺，不过跟萧伯纳之流不太一样。就像指责肖斯塔科维奇为什么在那么多文件上签字一样，这些人道主义者谴责生活在独裁、威权下的人――或者是别国的，或者是自己的父辈――为什么没有坚持道德立场。谁有资格做出这么轻易的道德谴责呢?肖斯塔科维奇提到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革命前写背叛啊，玫瑰啊，眼泪啊，十分动人，革命后写“为了食物，任何卑鄙的勾当我都可以去干”，他挂了个写着“诗人”两字的牌子去乞讨，得到很多钱，晚上就去高级饭店大吃大喝。他比很多人强，大多数人做了却不敢承认。
谁能保证如果陷害朋友能救自己的命的话不会那么去做呢?别那么快理直气壮下结论，多想想康德的问题：当古希腊僭主法拉里斯架在火上的铜牛拉到你面前，你是否能坚决不作伪证?所以，我想，别动不动从道德上指责别人，不要想着靠人道主义可以拯救全人类。肖斯塔科维奇说得好：“不要想一举拯救全人类，要从救一个人开始。这要难多了，帮助一个人而不伤害另一个人是很难的难事。”
在这点上他特别表现出了俄罗斯人的悲悯之情。我才知道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是《列比亚德金上尉诗四首》。列比亚德金这个《群魔》里的可怜鬼，耻辱地活着，人人唾弃，最后像狗一样被杀死。陀氏描写他不是耻笑他，现在肖斯塔科维奇又用音乐给他做了墓志铭。“当我们脏时爱我们，别在我们干净时爱我们。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这是东正教文化下的俄罗斯人特有的悲悯。
《姆岑斯科县的麦克白夫人》这部歌剧也属于俄罗斯的这条传统对罪犯的怜悯。契诃夫曾到库页岛改善罪犯的处境，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过，当他是个罪犯时有个小女孩给了他一戈比。麦克白夫人为了爱情什么都愿意做，甚至谋杀。通过音乐她被赦免了。
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总是充满悲痛、冲突与抗争的动机。他说他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为无数知名的和不知名的死者立下的墓碑。第十四交响乐题为“亡灵之歌”，里面的歌词都是关于死亡的诗句。“一百个狂恋的情人都已安眠。在那干土深处，红沙为圃。在安达多西亚路上，到处是绿色的橄榄树，在哥多华街上，竖起一个十字架，一百个狂恋的情人，都已经安眠。”这是西班牙诗人洛尔加的，一首死亡狂想曲。他想表达这样的主题“死亡是最大的权能。”
但他对死亡的表达又穿插着浪漫的动机，他没有让某种极端化的情绪淹没自己，正如《见证》里始终充满幽默和讽刺。当涉及他的那条“历史性决议”。撤销时他说了些什么呢?尼古拉一世反对某桩婚姻，他宣布：“我命令，这次婚姻无效，大家要认为他是处女。”但肖斯塔科维奇无论如何觉得自己都不是处女了。在那样充满苦难的时代，那真是一种很强大的智慧和力量，像他喜欢的犹太民间音乐，用喜来表达悲，含着眼泪笑。
在他的音乐里能感到欢笑吗?很难，苦中作乐本就很难。不过我印象很深的是第十五交响乐第一乐章有段反复出现的《威廉・退尔序曲》，明快、热烈，是肖斯塔科维奇小时候最喜欢的旋律，是他的音乐肖像。《见证》就像这段《威廉・退尔序曲》，交织在命运的悲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