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才叫黄包车，北京、天津、广州都不这么叫
今天大家了解旧时北京，最直接的渠道就是影视剧，可恰恰今天的影视剧所反映的历史和生活场景是不真实的。上世纪80年代拍反映百年生活的影视剧可能错误率在20%-30%，但今天的正确率还不到20%-30%。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东西被人们淡忘了，很多东西从我们的视觉中消失了，从生活场景、服装到语言，都很难还原那个时代。但其实很多东西不是做不到，而是不去做。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俄罗斯曾经和法国合拍过，美国单独拍过，都是拍得极致，用心良苦。整个俄国上层贵族的生活，小到舞会上人们的服装，服装上用的花边，首饰的镶嵌方法，都要绝对进行严格的考证，不会胡来。日本很多反映近四百年历史的电视连续剧也都做过极其严谨的考定，就是服装上一个钮扣的位置，所表现出来的都是非常真实的。
我们拍清末民初的影视剧，经常有门口挂匾的，姓张的挂块匾写着“张府”，姓李的挂块匾写“李府”。把自己家叫府，还挂一块牌，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醇亲王府、恭王府也不挂匾。
人力拉的洋车和三轮车，电影电视剧里一律叫黄包车，这也是完全没有的。北京从来没有过黄包车的称谓，上海有，黄包车就是连人带车的一个统称，你需要雇车招呼一下，拉车的人就拉着车过来了。在北京人力车时代叫洋车，也是连人带车的统称。洋车来自日本，盛宣怀考察日本的时候，从日本带回了洋车。开始洋车的轱辘没有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很大，拉起来吃力，后来用了英国邓禄普轮胎，人力车就不那么吃力了。1940年前后北京的洋车统统换成了半机械化的三轮车。天津地区叫“胶皮”，邓禄普的轮胎就是胶皮。在天津叫黄包车、洋车、三轮都是错的。在街上招呼“胶皮”，拉洋车和蹬三轮的就会出来。在广州叫车仔。这些小问题反映了时代的真实。
今天影视剧的历史场景正确率还不到30%
男士的西服裤子，裤口卷边不卷边也有历史原因
再比如反映上世纪40年代末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女学生还穿五四时期的服装，上衣是月白色喇叭袖小褂，下面是黑裙子，实际上30年代以后街上就已经找不到这样装束的女学生了，这样的装束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至多持续到20年代末，40年代是没有人穿的。另外，今天的一些流行语甚至网络语言也出现在三四十年代的影视剧里面，这都是不正确的，属于低级错误。
旗袍的样式反映不同的时代。1929年，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对旗袍有很大的改良。1929年前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出现了一种盖到脚面的旗袍，称之为扫地旗袍。旗袍在什么时候变长，什么时候变短，短到什么程度，有袖子与无袖、下摆开衩的高低，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特色。
还有男士的西服裤子，裤口卷边不卷边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男人的西装裤是卷边的，1941年以后都是不卷边的。为什么?因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开辟第二战场，美国政府倡议节约每一寸料子支援前线，法定西服裤子不许卷边，因此，那时候世界男士的西服裤都不卷边了。1945年二战结束，很多人就又恢复了裤口卷边。
再说屋里的陈设。影视剧中表现清末富贵人家常在屋里摆上唐三彩，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知道唐三彩是很好的艺术品，但是在上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人无论多有钱都不会摆，因为唐三彩是冥器，在人们眼中是不祥的。为什么后来又摆?因为英美人没有这样的理念，他们觉得这是艺术品可以摆出来欣赏，中国人效仿，所以五六十年代有的人家里摆出来了。
烤鸭大家都很熟悉，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但一个表现清末时期的电视剧，说“我请你吃烤鸭”，就是大错特错的。因为清末时还没有“烤鸭”这个名词，40年代以后才有，没有烤鸭的时候叫“烧鸭子”。
影视剧任意涂抹历史，只知道娱乐搞笑，如何破解?
关于社会生活史的学问，过去我们不重视。真正对社会生活史重视起来是将近一个世纪前，欧美先重视起来，我们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和重视也就是近些年的事情。
什么是社会生活史?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也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理念。今天想了解宋代的社会生活史，关于北宋可以看《东京梦华录》，关于南宋可以看《武林旧事》、《梦梁录》，再晚近些的可以从明清笔记中了解。
社会生活史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正是由于社会生活表现出的这些现象，反映了一个时代真正的政治背景、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所以我想谈社会生活史，要谈到历史背景，社会生活表现的形式和整个历史背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80年代初是传统媒体的时代，这个时期人们对新闻、政治信息的获取，以及健康、营养等等各方面的知识获取都是通过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到了互联网时代，新媒体、自媒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有多大，我们每个人都有亲身体验。很多东西会给人们生活带来便捷和丰富，但也会带来一些负面东西。
有人问我，当前影视剧任意涂抹历史，只知道娱乐搞笑，对年轻人有误导，如何破解?实话说，我没有办法破解，很多影视文化都是商业化运作。男人、少爷好好的西服把袖剪了，大西服领，那是胡来，哪有带领的西服背心?还有很多三四十年代的女士穿马靴马裤、戴鸭舌帽，那是女流氓，当时没有这样的打扮。我们看今天的电视剧，先不说语言称谓，最直接的错误就是服装，我们的编导太没有文化了。
有一次，我在北大给德国汉堡大学的访问学者讲课，他们说请赵先生给我们讲讲中国文化的深度，比如中国服饰文化等等。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王公子弟有文化，也有钱。他到别人家赴宴，那时吃完饭需要漱口、洗脸、更衣，所以出门都带着下人和衣包。这位先生去的时候衣着非常朴素：秋香色长衫，长衫是本色暗花，衣料非常讲究，长衫下摆从下往上斜一枝含苞待放的玉兰。饭后，其他客人都换了衣服，就这位先生看上去没换。是没换吗?不是。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他衣服下摆上的那枝玉兰全部绽放了。他的两件衣服同样样式，只在细节处变化，讲究至极。
旧时市景
有人说电影《老炮儿》很俗，我觉得也不能那么说
北京有很多骂人话会省略一些字，比如你大爷的，有时候把“你”省略了，这是北京高妙的骂人方法。电影《老炮儿》反映了社会的一个层面，实际上任何一个层面都不能完全地代表北京，任何层面也都是北京的组合部分。因此，老炮很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北京阶层和群体，但是不能代表北京的全部。
《老炮儿》电影中出现了二百多次抽烟镜头，有人开玩笑说应该颁一个最脏烟灰缸奖。其实我觉得电影中不一定非得出现这些镜头，但有些文学作品没有这些又不能更形象地反映历史真实，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有一些影视剧采取口头保存对话中的粗鄙词句，字幕上却删除的办法，也是一种方式。其实老炮的定义也存在很大争议。比如不肯上山下乡的就是“泡”。现在这些过来人活着的时候对此还有争议，以后他们去世了争议会更大，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很难证实。
王朔的小说，也有很多人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的小说却有时代文学的价值，将来在文学史上应该有一席之地，因为那确实是划时代的文字。
我不赞成“老北京”的提法。什么人算老北京?是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算老北京?还是明清、民国时期的居民算老北京呢?这很难用时间划定。我在北京算四代人，但是四代之前也不是北京人。所以“老北京”可以说是一种戏称而没有标准。有的几代人住在北京，对北京不热爱也不了解，我看也不能说是老北京。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的居民，实际上都是流动而多元的。
还有京味文化的问题。最近我们也提倡京味文化，但我不太赞成这个提法，京味文化这个“味”比较肤浅。北京是个多元化的城市，有宫廷文化，有士大夫文化，也有市井文化，不能以京味来代表北京。我认为还是叫北京文化好，而不叫京味文化，不能说北京只有宫廷文化而忽视市井文化。北京住着各个社会层次的人。虽然他们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但生活方式不完全相同，所以很多领域是别人没有涉及的问题。关于“老北京”应该这样理解，只有真正了解这个城市、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与历史，热爱这个城市并为之做出贡献的人，都会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
现场提问
提问一：请问老师如何看待现在北京市老旧胡同的改造问题，迁走原住民，都改建成锣鼓巷或者酒吧街那样的?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
赵珩：南锣鼓巷的形成应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可以这样讲，没有中戏的存在就没有南锣鼓巷。中央戏剧学院是南锣鼓巷发展的前提。当时中戏师生需要休闲，在棉花胡同附近的南锣鼓巷开了很多酒吧和小饭馆。这些咖啡馆小饭馆布置得既时尚又富有情调，非常吸引年轻人，后来逐渐扩大发展成今天的南锣鼓巷。
南锣鼓巷这个地方称为蜈蚣背，中间是蜈蚣的脊背，棉花胡同等等都是它的爪子。北京从历史上来说是“东贵西富”，东城大宅门比较多，南锣鼓巷的周围都是大宅门，后来经过“文革”，很多大宅门不存在了。今天的南锣鼓巷是臆造的景观，不能代表旧时代北京文化。
提问二：赵老师能否用一句话概括旧时的北京?旧时的北京旧到什么程度?
赵珩：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完全用一句话概括，但是我想对你说这样一句话：历史没有假如，生活不能复制。旧时的北京很多东西已经成为过去，今天的北京也会在今后成为历史。当我们今天赞叹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前所创造的文化遗产时，我希望我们可以为两三百年后的人多留一点值得赞叹的文化遗产。
提问三：我想问，像北京城中心有没有可以让老百姓过现代化的生活、不至于蜗居在狭小的空间、不会担心被拆迁，又有北京味道的地方?
赵珩：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想法很好，但是很难做到。我们在西城建金融街的时候留下了一个东西，就是齐白石故居，现在看起来不伦不类，变成了沙漠中的孤岛，跟周围环境不匹配，也是不像样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今年是我国邮政成立150周年，我们在东城区小报房胡同花了很多资金修复了北京的第一个邮局，但时隔五六年就因为各种原因拆掉了。我们做过，我们失败了，现在很难保证一个区域能够抗拒经济大潮，文化让位给经济，这是没有办法的。理想主义非常好，但是理想主义很难实现。
我不赞成把北京变成一个让人们没有任何生活，只是供人们观瞻的地方。我也不希望把城市变成一个秀场，还是应该作为生活的所在地。随着经济飞速发展，我们现在回到新常态，在新常态发展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应该趋于理性和正常，应该逐渐地有所好转，但是难度很大。
提问四：您能讲讲燕京大学旧址船板胡同那边的变迁吗?
赵珩：老的燕京大学一部分给了后来的26中。后来名义上是三体合一的燕京大学，实际上各在各的校址，有的在通州，有的在灯市口，有的在船板胡同。之后经过司徒雷登很长时间的运作，才将几个校园合并为燕京大学，这些老地方的学校也就慢慢地不复存在了。
提问五：请问赵老师，我们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新文化的发展上，到底丢了什么?致使今天我们感觉自己没文化?
赵珩：我上小学的时候在课本上读到这样的内容，我们的城市正在飞速发展，工厂冒着浓浓的黑烟，说明这是在生产，那时候就没有想到城市污染的问题吗?工厂冒浓浓的烟，这是好事，这是我们的生产在蒸蒸日上，这是一种繁荣的景象。可是恰恰没有想到带来的就是城市的污染，波及我们今天受罪的雾霾都跟工厂冒烟有密切的关联。
我们在发展中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我们在得到之中也会失去很多，但是我觉得这里潜在地存在一个文化的问题。确实我们的文化意识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很多的东西失去了十分可惜。我们丢了文化，丢了文化会产生浮躁。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浮躁，认识到这个问题为时不算太晚，因此可以说，文化的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
提问六：去年东城区政府在东便门附近恢复了一块绿地，报纸上说是漕运码头公园。您刚才说的那个漕运码头是旧北京在明代、清代的漕运码头旧址吗?
赵珩：那个码头很大。从东便门经过朝阳门，可以一直延伸到东直门。有海运仓，有东门仓，南门仓，北门仓，不同的货物停靠在不同的地方，不是就那么一小块地方。最早的漕运码头在积水潭。如果没有漕运的话，北京的物资供应就太差了。不同的东西归不同的仓储，当时的漕运是逐渐地南移。
提问七：胡同是北京城市生活重要的部分，但有些院子搭建和改造得比较乱。这些年一些有经济实力的人购买整套四合院进行修复，但是修复好的四合院不太会向外人开放。我觉得这和建筑本身的保护和胡同文化的流传，是有一些冲突的。
赵珩：我们做过有关胡同保护的问题，北京的文物局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但总是屡战屡败，令人感到很悲壮。现在大部分的胡同住房被出租给外地到北京打工的人。他们住得很拥挤，这些人保持不了北京胡同的特色。有钱人买下一个宅院，我觉得那不是文物保护，因为他把原来的东西打掉重建，按照今天的生活标准来享受。
北京的胡同平房有不舒服的地方，今天买四合院的人如果把门封起来，想过原来的胡同生活，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为北京已经没有那样的生活氛围，他们也没有办法恢复那样的生活氛围。在那样的院落里，他们不能看到蓝天上飞过的鸽子，不能听到鸽哨，听不到胡同里叫卖的声音，听不到晚上的吆喝声，听不到房头上野猫的叫春声，老人的咳嗽声和黎明时刻婴儿的啼哭声。没有这样的生活氛围，即使复制了空房子，享受的是什么?
提问八：我很喜欢北京，前几天去南锣鼓巷很失落，那么最原汁原味的北京文化到哪里可以感受到?
赵珩：南锣鼓巷代表不了北京，那是一个臆造的场景。今天的北京很难找到原来北京的氛围。推荐你去景山东街，秋天的黄昏，在景山的红墙外，踏着秋天的落叶走一走，很安静，可能会找到一点旧北京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