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岁数大了要少些残酷多些希望

杜琪峰：岁数大了要少些残酷多些希望

杜琪峰：岁数大了要少些残酷多些希望

杜琪峰：岁数大了要少些残酷多些希望

2013年，一部名为《无涯·杜琪峰的电影世界》的纪录片深得杜琪峰粉丝之心，有人认为这是“写给杜sir的一封情书”。

这部纪录片的结尾有三个镜头令人回味，一个是光影明灭中抽着雪茄的杜琪峰侧影，一个是他过生日唱起beyond的《海阔天空》，一个是银河映像购入了几台数码摄像机，胶片时代已成历史，杜琪峰说：“我不想变，但，不行。”

曾经坚守香港电影阵地的导演杜琪峰也已经加入了“北上”大军，不过，就像他总是说不灵光的普通话，他与内地合作的几部电影多少有些尴尬，远不如他在香港拍的经典作品那么流畅凌厉无所顾忌。在自我纠结了几年后，杜琪峰开始尝试和所有的“别扭”和解，“你问我有没有压力？我有，但是我尽量去享受拍电影。”

总是西装革履叼着雪茄的杜琪峰不怒自威，自有一股“大佬”气质，不过61岁的他如今温和了不少，脸上出现笑容的频率都比以前多了。大大小小的变化之中，杜琪峰依旧保有一些不妥协，例如他会依照自己的意愿对电影进行创新。在他将于本周五上映的新作《三人行》中，杜琪峰尝试了5分钟的慢镜头长拍。并且，在他打造的银河映像创立20周年之际，他决定让位年轻人，自己专心拍电影。有电影拍，万事知足，杜琪峰说：“电影是让我了解人生和人性的管道，希望20年后，我还因为电影而坐在大家面前。”

片场爱骂人

有时候太礼貌干吗

生于1955年的杜琪峰17岁便开始在TVB（香港无线电视台）打杂，第一份工作是信差。1974年进入TVB第四届艺员训练班，跑龙套的“表演”生涯让他觉得没有意义，便尝试转做幕后，师从王晶父亲王天林学习拍戏，1980年执导了首部电影《碧水寒山夺命金》，1983年担任了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执行导演。

对于成为一位导演，杜琪峰说完全是误打误撞，他说当时不过是为了找份工作，“因为我念书太烂了，念下去没用，我就去了电视台人事部。”虽然学历低，但是由于努力，杜琪峰很快就等来做导演的机会，可是拍完以后他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懂电影，拍电影和拍电视剧差别很远，“就又回去重新学习，差不多七年以后才又继续拍电影”。

杜琪峰是高产导演，电影类型更是风格多变：有《阿郎的故事》那样的剧情片，有《审死官》那样的喜剧片，还有《单身男女》等爱情片，甚至去年还尝试了歌舞片《华丽上班族》，但是让他树立江湖地位的自然是黑帮片、警匪片。从1996年创建银河映像到今年整整20年中，银河映像出品的《放逐》、《枪火》、《黑社会》、《PTU》等，成为港片经典，更是打造出了“银河风格”——干净利落的剪辑、突出人物心理的光影运用、抽离现实的音乐背景，将人物在命运的摆弄下百般挣扎，却最后不得不走入无望的宿命过程刻画得入木三分，传递着黑色、暴力、宿命等命题，不留温情的“黑、冷、狠”成了银河电影中的关键词，“银河映像”被认为是开创了香港电影的新纪元，在香港电影日渐式微的情况下，“银河映像”撑起了香港电影的“门面”。

20年的光阴，在杜琪峰看来虽然起起伏伏，却也让他收获良多。1992年拍完《济公》后，37岁的他陷入迷茫，觉得这样拍下去不行，甚至考虑是否还继续做导演，后来听到有人跟他说做电影一定要原创，“这句话很改变我自己”。主打原创牌的银河映像1996年成立，1997年就出现金融风暴。“很难过的日子，差不多破产，但是我确定一定要走下去。因为我之前做了20年电视，当时很多人找我拍电视剧，但是我没去，因为我喜欢电影，拍电影的过程给了我对人生很多不同的想法。如果你不叫我拍电影，我会觉得生命已经结束了。”

杜琪峰拍电影有两大特点人所共知，一是没剧本，二是片场骂人，急了还会爆粗口，跟他合作多次的一位香港明星就曾开玩笑说：“杜琪峰在北京拍电影，骂声都会传到香港来。”对于没剧本，杜琪峰说是因为习惯了，“习惯久了更难改，要相信你自己在现场的掌控能力，唯有自己自由、快乐去拍电影”。老搭档游乃海经常受不了杜琪峰折磨而绝望地说：“快死了。”听到抱怨，杜琪峰毫不心慈手软：“拍完再死。”他笑着对记者说：“结果是他一次都没死。”至于在片场发脾气，杜琪峰解释说大部分因为是有人不够专业，“你是一个电影工作者，你不能在片场犯很简单的错误，所以我在片场会着急，没有办法，因为我非常坚持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所以我是比较紧张的，有时候太礼貌干吗？”

电影浪子

只是喜欢拍电影

不久前落幕的第19届上海电影节上，有人拿他与李安导演相提并论，对此，杜琪峰说：“我和李安导演是好朋友，他是真正的大师，我是浪子。”为什么是浪子？杜琪峰解释说：“我只不过是喜欢电影的人，有机会继续拍电影而已。”

杜琪峰称自己并不是伟大的导演，只不过是电影工作者，希望将来成为一个好导演，“我只是一个比你们先从事电影工作的人，我不能讲自己怎么好，但是我一直尽力去拍电影。”甚至，在宣传自己的新片《三人行》时，杜导也未像其他人那样对自己的作品充斥着溢美之词，号召大家都去影院看，相反，他很淡然地说：“我只能讲大家去看的时候尽量不要期待太高。”

不管是黑帮片、爱情片，还是喜剧片，有些类型拍多了，杜琪峰自己也会觉得没什么进步，所以，他这几年在不断尝试新的题材和元素。这次在《三人行》中，有一个长长的慢镜头，演员们像在跳舞，为了这个镜头，演员们训练了两个月，练肌体，因为要保持平衡，要练习做慢动作，“我拍了很多警匪电影，说剧情怎么发展容易，但是在一个空间里边，仍有很多问题。一直以来拍电影对我来讲是一个学习，我现在还是在学，没有什么最好，一直都是尝试。每一次的挑战也是学习，像顽皮的小孩一样，感觉这个挑战是一个好玩的玩具，这种感觉也是激励自己改变的一部分原因。”

迄今尚未有一部自己的电影被杜琪峰认为是最好的作品，但是，他选《柔道龙虎榜》为最喜欢的，首先，这部电影甚至在字幕上就打出了“致敬黑泽明”的字眼，黑泽明对杜琪峰来说，是偶像也是启蒙导演：“我喜欢他用最简单的方法表达他讲的东西，他的镜头也很长，你自己要很小心去看为什么这样子，镜头里一个人站在哪里，坐在哪里，表现是什么样子的，都很重要，表现错了结构就错了，全都错了。”其次，2003年，香港经历了非典，他想拍这部电影激励港人：“我从上世纪70年代走入电影工业，那时候的大环境是满怀希望，很多影视剧都是励志的，比如《姿三四郎》、《锦绣前程》等，都能让你看得到明天。可是过去的很多精神现在都丢掉了，我想把这些丢掉的东西捡起来。其实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困难，但是你一定要往好的方面去走。精神上的东西，有的人会觉得很淡，不在意，但是对我来讲，这个很重要，后来拍《夺命金》，也是希望香港人能更好地面对金融危机。”

《三人行》的监制之一是游乃海，他现在被杜琪峰钦定为“银河映像”公司的接班人：“不是说我要退休，而是总要找一个接班人。不是要他们跟我的风，但公司总要有人继续下去。”

杜琪峰说自己以后会和韦家辉专心做制作，不会再理太多公司行政事务。而若想继续拍电影，就必须和内地加紧合作，这对香港土生土长的杜琪峰来说并不容易，仅就语言关，就让杜导颇为头痛：“遇到的问题相当多，我普通话不好，现在经常来内地还好一点，以前很多词听不懂，讲普通话的时候，有些音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是另外的词，你们理解的就会和我想讲的不一样，所以表达的时候很痛苦，所以文化方面真的要学，这么大年纪了也很难学。”此外，让杜琪峰觉得难以适应的是，在内地拍片很麻烦，在香港拍戏不会有人围观，但在内地最后经常连摄影机前都站了人，“但既然进到内地市场，就要想办法适应，这也是为什么这次《三人行》选择在一个密闭的、人工搭建的场景内取景的原因”。

不过，既然热爱电影，杜琪峰就一定会做下去：“自己决定了的路，就一定要走下去喽。韦家辉常常说一句话：‘不困难的事，做来干吗？’简单讲就是你要有一条心，破釜沉舟的心，你尽力做好这件事情，不管是怎样的结果，一定做到底，电影是没有回头的，想太多也没有用，就是一心一意去做。”

人生如戏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拍了20年的警匪片，乐趣到底在哪里？杜琪峰说实际上他喜爱的不是警匪片，而是人性：“我有时候根本不当它是警匪片，拍什么要看情景是什么，你的视角是什么，就像《华丽上班族》，片中的写字楼其实代表社会，年轻人希望出头，出头的人更希望自己有权力和富贵，结果连生存价值都是‘做金钱的奴隶’，它体现了职场本质是一个战场+一个赌场+一个斗兽场。《华丽上班族》就是职场‘黑社会’，这个世界黑和白都一样，都在追求金钱和权力，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所以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这是无法逃避的。”

新片《三人行》三个角色代表的是身份，赵薇是医生，古天乐是警察，钟汉良是悍匪，为什么用三个身份的组合来讲这个故事？杜琪峯说：“人生如戏，人类都是自己制造矛盾出来，这部电影讲的是‘错误’，有些东西你以为是对的，就会有固执，其实你怎么想也想不过老天，他会给你一个答案。”

随着年龄的变化，杜琪峰坦承自己的电影表达也会不一样了，也希望电影里少点残酷多点希望，就像《三人行》中，一个绝望求死的病人却向死而生。“就像我们拍《大块头有大智慧》的时候讲的——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这个东西是我们每过一阵子就要思考的东西，这是我们人生的问题，人生就是一个无常的过程，你只有尽量去寻找一个有希望的人生，在面对无常时才不会太痛苦。”

未来的人生，杜琪峰希望能继续拍摄自己喜欢的电影：“我没有历史和文化修养的底子，我不是那一类导演，我擅长处理处境，这个跟成长环境有关。”杜琪峰称自己不太懂现在的年轻一代：“我很讨厌吃饭时很多人都低头看着手机，这个世界好像是跟我们以前不一样，我们那时就是坐在那儿，眼睛也要看着人家，每一个人都很尊重彼此，这个年代已经没有了。全世界都这样，潮流不一样，生活不一样，都在变。好还是不好，我也不能讲。”

既然不理解年轻人，杜琪峰也不打算迁就年轻人，所以提起如今有着强大票房号召力的“小鲜肉”们，杜导的个性立现：“小鲜肉啊？谢谢他们啦，让他们长大再来拍我的电影吧。一点都没有男子气概，我没有兴趣。”

内地电影“唯票房论”，身处其中，就算再“大佬”，杜琪峰也有压力，但是他说自己降低票房带给他的压力，去享受拍电影，去拍自己快乐的电影，把自己放在比较开心的世界里：“很多东西不是不能改，而是要看你怎么改，改的程度如何，不能因为怕麻烦或者完全妥协于政策。你要清楚你来是做什么，你是来完成一部电影，要清楚这部电影对你有多重要。很多作品拍完上映后就没有意义了，跟纸巾没有分别。但是如果是一个手帕，会对环保有帮助，比纸巾更有意义，我希望中国人的电影里面至少有一种热情，而不是纯为了钱去拍。”

本版文/本报记者张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