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片“黑马”《路边野餐》今日上映 导演毕赣29岁曾是加油站工人
《路边野餐》的故事很“玄”，讲诗人陈升带着母亲的遗愿，踏上旅途寻找弟弟抛弃的孩子，来到一个叫荡麦的地方，他似乎在这个地方，经历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与他逝去的爱人在一个神秘的时空获得重逢。
7月15日终于上映的《路边野餐》已经让不少文艺片爱好者翘首以待许久。这部没有明星的青年导演处女作拿下过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金马奖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与台北金马影展亚洲电影观察团推荐奖。在国际上，这部电影获得了第68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当代影人”竞赛单元最佳新导演奖以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两项大奖，以及第37届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气球”奖。“惊艳”几乎是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的电影人对这部电影众口一词的评价。
《电影手册》称之为“无法被复刻的处女作”；《纽约时报》说“精心安排的结局充满情感的震颤”；《好莱坞报道》评价“像一个梦，一旦电影结束，就会把观众迷住”；《综艺》赞“大师的雏形，创造力和美感让人如痴如醉”。
这些盛赞让这部横空出世的电影成为过去一年里华语电影中一部黑马“文艺片神作”。这匹“黑马”丝毫无关票房，更接近电影的意义本身，这是让毕赣觉得有成就感的事。
1989年生的毕赣从十五六岁开始在QQ空间里写诗，尽管那个时候他也并不认为那是诗，只是不愿意太过直白地去与人分享他的所见所感。写诗让他时常能够在生活中联系各式各样的想象作为意象。后来他去拍电影，作品出来有些晦涩难懂，他还是不愿意直白地解释分享，又接受导演必须作为电影的“翻译者”这个工作，于是他还是用他的那些意象去解释——
他说他的电影是一场大雨，希望观众不要带伞。
他说有的电影院是一个游泳池，大家看电影就是一起游泳。
他说时间是一只鸟，为了让观众看见这只鸟，他得找个鸟笼。那个40多分钟的长镜头就是他的鸟笼。
有趣的是，这些比喻让毕赣自嘲陷入了一种“无效”的死循环之中——因为最近常有记者或者观众问他这些比喻是什么意思。“我就是因为不想说明我的电影才说这些比喻，结果现在又让我解释我的比喻。”
“伟大”的电影
实现了与时间对话
《路边野餐》最初的名字叫《惶然录》，这个名字也许更加贴合影片的气质，看完电影的人也许并不能完全明白电影说了什么，但那种恍惚的感觉却是会实实在在萦绕心头的。
毕赣是那种被某道“灵光”劈中了的人，在他的电影里，能感受到这个导演具备属于影像的直觉。尽管这种直觉里也带着致敬他钟爱的侯孝贤或者塔可夫斯基，甚至锡兰和阿彼察邦的影子，但这种致敬绝不是拙劣的模仿，倒是在这些电影作者的时空语法里领悟到自己的语言。
这是一个并不怕剧透的电影，剧情简介看起来很“玄乎”，大致是说一个年轻时候坐过牢的诗人陈升带着母亲的遗愿，踏上旅途寻找弟弟抛弃的孩子，去镇远县城的路上，来到了一个叫做荡麦的地方。那里的时间不是线性的，他似乎在这个地方，经历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与他逝去的爱人在一个神秘的时空获得重逢。
要认可这部电影，也许很重要的一点是，观看的人要能够认同诗歌的价值。诗歌所提供的阅读美感，支离破碎的词句拼凑之下延伸出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与这部电影有高度的相似性。
《路边野餐》的文学策划陈骥还记得在拍摄过程中，因为总是穷得弹尽粮绝，他和另一位副导演杨潇都要和毕赣一起给整个剧组“打鸡血”，向大家宣扬，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但毕赣说的“伟大”是认真的，“《路边野餐》对时间时态的运用上是过去没有电影做到的，那它就是伟大的。能隔着鱼缸把金鱼抓出来的人特别特别少，我觉得我在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伟大的。我当时像牛顿研究某种物理一样，告诉大家苹果为什么会掉在地上，我们一起拍电影就像研究这个落地的过程，这就是伟大的。”等到电影拍完，在国际上拿奖，参加了数十个电影节，毕赣确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借由这部电影跟时间这种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对上话了，就特别有成就感。追忆、跟时间对话，我竟然对话到了，就特别喜悦，觉得当时预期的伟大套现了。”
拍电影不是为了
和观众交流
毕赣说起许多话来都是轻描淡写的，就连那个被无数专业人士称道的长镜头，在他说起来，也不过就是曾经和朋友一起拍过一段时间的婚庆练就的娴熟跟拍经验以及平时喜欢看实况足球积累的直觉。
毕赣毕业于山西的一所专科学校，在学校里的时候拍了几部学生作业，自认都不太成功。他曾经一度放弃了电影梦想，却在加油站打工的时候被一声声“加油”所激励。如果《路边野餐》没有成功，也许他现在会是贵州凯里的一个爆破员。
不过他还是决定赌一把，把埋在心里的一个故事拍成电影。这个故事关于他的小姑夫陈永忠，就是电影里男主角陈升的扮演者。毕赣从小崇拜他的小姑夫，尽管他坐牢、混黑社会的经历在旁人看来并不算光彩，“我觉得他和金庸、古龙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以前我爸被偷了一件皮衣，被我小姑父三天找回来，那他的身份是不光彩的吗？对我们家人来说，那反而是一种英雄主义。我觉得我的电影也是英雄主义的，陈升就是老炮儿。”
毕赣崇拜姑父，也喜欢揣测人心，于是他去刻画一个中年失意的男人。“我们有一个创作惯性，20岁就写20岁，但其实可以试一下去写40岁，也许会写得更好，没经历过反而会富于幻想，幻想才有趣。写眼前知道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幻想的余地。”
《路边野餐》的成本不过20万，总是拍着拍着就没钱了，过几天又磨蹭到一笔钱打过来。剧组每个人都身兼数职。文学策划统筹的陈骥每天的工作进度表格都几乎形同虚设，“剧本每天都在改，不是因为想法多或者没想好，就是因为没钱，到了实地发现实现不了，只能就地取材想怎么能不花钱达到想要的效果。”毕赣说。
因为缺钱，拍摄的条件很是艰苦，不过穷归穷，《路边野餐》的剧组里，有一样东西必不可少，就是酒。几乎每天收工，剧组都要聚在一起喝酒，贵州的米酒劲道足，毕赣喜欢看组里人喝醉的丑态，有时候也会因为前一晚喝多耽误了第二天的工期。也许《路边野餐》里始终透露出微醺恍惚的气质与此也有些关联。
《路边野餐》最初不过是一个极为单纯的初衷。毕赣连同影展上认识的朋友，又联络了北京一些艺术院校的学生，组了个“草台班子”剧组，大家利用暑假时间想完成一个长片。当时电影甚至没有报备龙标，许可证是在影片送往瑞士洛迦诺参赛期间才补上的。但由于影片上乘的艺术水准，吸引了制片人沈旸的介入，作为监制，注入资金，完成了更加成熟的后期。之后更多的奖项加持，让几家宣发公司先后表达了发行这部电影的意向。
既然意外地有人愿意发行，毕赣要面对的事情就不再是创作的单纯。十八个城市的路演，毕赣要一遍遍地向观众说明他的电影观。
接受采访多了，他也渐渐习惯这些附加的工作。“以前100%拒绝，现在拒绝70%和外界对话。目前我已经被开掘到最大的合作限度。”
不过，《路边野餐》的确是个晦涩的片子，表示“看不懂”的观众大有人在，发行方让毕赣录制了一条导演音轨，解说电影中的镜头、拍摄方式及导演意图。毕赣虽不认为这是好办法，但也配合了。“录音轨是一个不太好的主意，但不至于特别傻逼，也没有违背任何伦理道德，那我就配合一下。”但毕赣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或者意愿去接近观众，“从我写剧本到拍完的每一天，都不是为了要与他们对话。作品自然会找到能够对话的人。”
很快，毕赣会和《路边野餐》的制片人一起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公司的名字就叫“荡麦影业”。毕赣开这公司的目的听起来也很自我，“做公司完全不在计划中，我就是想有自己的节奏，如果我的片子是别人来主投的话，那就难免要被别人牵着走。”
原本定档6月的《路边野餐》选择延期到国产片保护月，不过1%的排片对于一部院线电影来说，还是相当“惨烈”。对于这样的结果，毕赣倒是很坦然，“我去了几个影院，发现影院经理都还蛮辛苦的。他们要考虑的指标，虽然不合理，但是可以理解。”
毕赣其实想着，忙完电影上映，他要赶紧回到自己下一部电影的创作中去。下一部电影叫《地球最后的夜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依然特别的伟大”，“二三十岁做的都是牛顿的工作，下一部电影要实现的是类似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这样的意义，但我很难跟别人讲清楚，电影有电影的文法、语言、界限，我想去一切过去电影没有抵达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