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
出乎意料，通篇都围绕福柯的哲学思辨，没留下任何喘息细啧的机会，虽然只有83分钟,但片中受访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霸占屏幕，告诉大众福柯想了什么，纪录片《米歇尔·福柯》恐怕会让普通观众有些扛不住。
反之一想，这还真比用刁钻的电影语言，更能传达福柯这位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对全世界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
抛开学术上的讨论，单从影像的角度，汪民安执导的纪录片《米歇尔·福柯》显然希望用蒸馏提纯的方式让观者走进福柯，作品卖相朴实到近乎偏执。正像看过此片的艺术家们评论的那样，喜欢这部作品，因为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更像一部个人实验性的录像作品。
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共分为3个章节：“人之死”“权利/知识”“自我技术”。影片一开始就带领观众走入一个漫长的对谈现场，对福柯生平完全忽略，使其缺乏故事和情节支撑。中途，你完全可以认为这仅仅是访谈资料的堆积拼凑，毫无导演创意。但在结束之后，剥离以往看人物传记纪录片八卦的惯性思维，完全关小黑屋沉浸式地体会福柯的哲学思想，却更有了“福柯”式的意味。
福柯的哲学，
总有一句会吸引你
9月24日，上海观众迎来了这部纪录片。放映结束后，导演汪民安必须费力穿过把门口堵得死死的观众们才能挪步到台前。大家对福柯的兴趣如此之高，令汪民安意外，但这也是可以想象的，因为福柯在中国文艺青年中的影响力早不必赘述。
众所周知，在哲学领域有几个传统的提问：思想是什么？我们可以思考什么？思想可以做什么？
“福柯正是那个尝试撕开思想和感知先验形式，尤其是思想和感知的社会先验形式的哲学家。他使得哲学不再像从前那样是一门批判性的学科，即一门研究纯粹形式或思想的纯粹形式的学科。相应地，他将哲学问题转移到了什么是可以思考的、什么是可以感知的这些问题上。”片中的一位法国研究者说道。
片中不仅多次出现福柯的演讲及采访，还有雅克·郎西埃、保罗·利科、刘北成、钱翰、吉奥乔·阿甘本、吉尔·德勒兹等人对福柯思想的论述。这些访谈全都没有传统纪录片的摆拍房间和人物打光，没有景别的概念，没有统一色调的概念。
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应该在类似大学教研室的某一个安静角落循环播放，不管何时走进来的人，都能被吸引坐下来听一会儿。但如果你对福柯一无所知，那么全篇的哲学思辨会让你不知所措甚至昏昏欲睡。不过当你醒来时，总有一句会敲击到你，进而吸引你想要走入他的世界。
谈到用影像的方式来描述分析福柯的初衷，汪民安表示，首先是因为自己喜欢福柯。作为知识分子的话，如果谈到偶像，那就是福柯。
“第二个原因是我不太喜欢上课，但上课又必须要讲，后来我就想干脆拍个片子在上课时放，也方便与他们讨论。我拍这个片子时从没想过要在公众场合放，也从没想到观众，我的本意其实是为了上课用的。”汪民安话音刚落，现场一片笑声。
对于影片中福柯生平内容的缺失，北京、上海两地的观众都会感到好奇，汪民安如此回应：“我在北京放映时，就有人非常不满，尤其是同性恋者，他们看完后对我说，你这个片子一点都不性感啊。他们都很失望，比如同性恋、艾滋病、革命风潮的问题，他们想在这个片子中找到痕迹。
“所以坦率地说，我一开始也想过拍一个传统的纪录片，讲福柯的故事、生活。他具备了那种罕见的传奇性，绝对会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我去法国拍了很多资料，也找了很多当时的资料文献。但回来之后，我想来想去，中国有那么多纪录片导演，他们比我专业多了，各方面会比我拍得更好。这不是我要干的事情，我要干的事是纯粹拍福柯的哲学思想。所以我将这部片子定义为一部纯粹讨论哲学的片子，不要故事和情节。我觉得这样的片子只有我能拍得出来。”
福柯，为边缘人群正名
如何选择访谈者？汪民安的方法是：“我到法国做学术交流时，说自己想拍一些福柯的研究专家，他们马上帮我联系法国研究福柯比较有名的专家。中国的这些专家学者基本上都是福柯著作的翻译者和研究者，也都是长期研究福柯的专家。”
“当知识学科和权利规训都没有办法回应当下的主体建构，从而转向了古典的研究重心，在福柯的思想脉络中，对于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中普遍出现的巨婴现象和类人孩现象，不仅没有建构而且是相应的退后和萎缩，福柯有没有一个总体性的判断或是前瞻？”一位观众提问道。
汪民安回答说：“福柯有一本书叫做《不正常的人》，他说我们的社会把精神上和身体上健康的人都称之为正常人，而那些精神上和身体上都不同的人被称为不正常的人。为什么社会要排斥疯子、同性恋者以及那些所谓的不正常人？这些都被他归为文化划分，都是社会建构起来的东西。
“所以福柯解释说，这并不是人类本身自然而然的现象，而是人类慢慢逐渐发展出来的。一开始西方社会并不认同，福柯说我就是要把这种建构起来的东西摧毁。所以，福柯要为疯子正名，要为同性恋者正名，要为一切被排斥的、历史上以各种各样的原因被人贬低的那些不正常的人正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福柯是为所有的边缘人群，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的异类正名。”
谈及福柯对中国当下社会最大的启示性，汪民安说：“我们研究西学的，经常碰上类似你认为西方思想家是怎么看待中国的这样的问题，或者中国人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实际上，我不太愿意把福柯看作一位西方哲学家，我更愿意称他为讨论人类的哲学家。并不是他出生在西方，他的那些东西是从西方的土壤中长出来的。福柯超越了某种地域性，他的思想是和人普遍相关的。”
片尾，哲学家德勒兹的访谈令人印象深刻。其中一段因为采访者挡住了镜头，德勒兹特意停下来腾挪身体寻找镜头。这个可爱的哲学家表达了他对福柯的爱：“你如果不会抓到一个人身上疯癫的小细节，你是不会爱上这个人的。
“结尾我想对福柯有一个总体性的概括，看过那么多人对福柯的评价，我觉得德勒兹那段是最好的，也是最合适的。德勒兹是和福柯同等量级的哲学家，而且他说得也非常美，也是到结尾留些色彩，别让大家从头到尾都看得闷得要命。”汪民安说。
所以，单纯从影像美学或学术角度评价这部片子似乎都不太公平。从汪民安拍摄该片的本意到在场观众的直接感受，纪录片《米歇尔·福柯》的传播意义远胜于其影像本身的美学意义，如同九个半小时的《浩劫》，有人全程酣睡，有人则痛哭流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