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修史的传统，史书不仅包括为政之道和治乱得失，也包括文化的自觉继承。统治者特别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如唐代魏征奉旨编纂的《群书治要》，就是一个突出例证。有些王朝注意编纂类书，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尤其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规模宏大，世所未有。
儒学自觉传承的制度化包含两面性，既有制约君权，弱化专制主义的一面；可统治者为了有利于统治往往强调另一面，即尊卑有序，忠君死节，不准犯上作乱，而对民本、仁政、王道，往往口惠而实不至，虚应故事者多，真正实践者少；儒学有培养士子的人文道德境界，积极入世，为贤臣为良相为清官为良吏为君子的重大作用，但一旦制度化，成为官方录用和科场考试标准答案时，往往异化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十年寒窗，为的是金榜题名。当儒学的传承与官员的升迁结合，儒学教义逐步被教条化、僵化和门面化，成为历史的宿命。熟读儒家经典人中的两面人，即所谓假道学并不少见。这是儒学独尊和功利化带来的负面作用。
在历史上文化传承自觉中包括自发作用。中国是一个有丰富传统优秀文化的国家。中国官员甚至高官中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诗词大家不乏其人。中国官员文化修养高，能为官亦能为学，能为文兼能为诗。这与从小接受传统儒学正统教育和自身文化修养有关。除正统儒学教育外，其他学派作为门派虽然没有延续，但其中一些著名经典仍有传流，为专家学者所研究，因而其思想得以保存。况且，中国传统文化内容非常广泛，包括诗歌、小说、绘画、笔记、野史，都提供精神食粮。这些与获取功名无关。科场失意难入仕途者，往往在学术研究和传承方面成就更大。这是一笔自发传承中有价值的文化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