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航事件背后的美国特权文化
本周，Helaine Olen在《纽约时报》发文评论引起热议的美联航事件，认为这一事件戳中了很多人生活状态，体现了不公的美国特权文化。
盖洛普(Gallup)2015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国会“脱离了美国普通民众”、“只关注特殊利益群体的需要”之类的言论。
人们正受到越来越无礼的对待，由此折射出社会上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在2017年，消费者看上去常常是交易中最不重要的部分——除非他或她花了大价钱。以医疗服务为例。富人可以享有日益增多的礼宾式医疗服务——每年的费用在1000美元以上，他们的私人医生会迅速给他们回电话——其他人则更有可能被发配到一个狭小的医保网络中。
当乘坐飞机时，这种超乎寻常的经济排序会得到更加明目张胆地展示。航空公司似乎总能想出极富创意的新点子，去讨好人数越来越少的一群人，同时以越来越蔑视的态度对待大多数旅客。联合航空便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个。该公司最近新推出了面向商务仓旅客的折叠床，配有氛围灯、可调节的腰部支撑以及来自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Saks Off Fifth)的床品。但联合航空面对经济舱旅客时却锱铢必较。现在，要获得额外的腿部空间，就得支付额外的费用。同样，该公司新推出的“基本经济舱”的旅客，要想获得在预定机票时选择座位的权利，或者在登机时随身多带一些行李，而不仅仅是一个小手提包或背包的权利，也得额外付费。
联合航空起初就这一最新的冒犯之举做出的道歉，只不过表明他们丝毫不关心普通旅客。去年取得23亿美元净收入的这家公司，根本没有发自内心地自责。其发言人告诉《纽约时报》，“我们曾礼貌地问了好几次”，请那名男士离开座位，好像这样一来随后发生的一切就都合情合理了。联合航空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尼奥斯(Oscar Munoz)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对不得不“另行安排”这位乘客感到抱歉，公司正与当局合作，以便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并未承认，允许安保人员以极为粗暴的方式对待经济舱座位上的一名只想抵达目的地的乘客是错误的。该公司在周二又发表了一份声明，做了更有力度的道歉。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政治生活之中。在发表于2014年的一篇论文中，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指出，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很少反映大多数人的情绪，而是有利于增进企业的利益、倾向于照顾最富有的人。当共和党国会议员于今年初提出一项覆盖人群小于《合理医疗费用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医保改革方案时，犹他州共和党众议员贾森·沙费特兹(Jason Chaffetz)一开始曾为其辩护，说美国人需要在为必要的医疗服务付费和购买一部iPhone之间做出选择。与此同时，如果这项法案得以完全实施，传说中最富有的1%人口将平均获得总计3.7万美元的税收减免。
作者认为，对这一令人遗憾的事件，还可以有很多种解读。美国人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当局正以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方式对普通的争议作出回应。也有积极的一面：得益于社交媒体的发展，美国寻常百姓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发声和成功求助的机会。最后，一种关于特权的叙事正在展开。很多人都指出，如果不愿离开的乘客是穷人或非裔美国人，这一争端可能不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另外一些人则指出，身为亚裔美国人的那名医生如果是白人，警员或航空公司员工对待他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
全球范围的全民基本收入讨论
继北欧国家之后，法国也开始试验全民收入计划了。法国吉伦特省（Gironde）公布了试行方案，给试验中的每人发放1000欧元，其中200欧元是地方币，以鼓励消费当地产品。这个方案是省政府和吉恩·饶勒基金会和公共政策研究所共同制定的，旨在评估当全民基本收入被发放时人们表现出的社会行为。
经济学家丹尼尔·科恩表示，吉伦特省的实验已经酝酿了几个月，和阿蒙的提议没什么关系，后者正在目前的法国总统大选中宣扬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著名学者皮凯蒂是法国最早介绍全面全民收入的人之一，在他眼中，全民收入是一种必须得到资助的再分配方式，而不可能变成一种覆盖所有纳税人的收入网。
近年来，全民基本收入在美国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大概在五年前，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个缩写还为很多人陌生，今天已经被广泛认为是改善人们生活的政策。全民基本收入指的是规律地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笔钱，不管做了什么，也不管怎么花。这不是一个新的主意，但它的内涵在金融危机之后得到了更新。广泛的失业使大量的人不知道能否还能找到工作，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需要工作。
目前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大多在欧洲进行，但在Dissent发文的阿里·萨巴蒂斯托尼（Alyssa Battistoni）认为，美国是历史上最接近全民基本收入的计划——阿拉斯加永久基金（ Alaska Permanent Fund）的大本营。1982年起，这一基金每年从石油收入中拿出几百美元到2000美元不等发放给每个阿拉斯加居民。但美国最著名的全民基本收入资助者是一些像彼得·蒂尔（Peter Thiel）、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这样的“技术资本家”（technocapitalists）。除了阿拉斯加这样的例外，美国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一般都是由私有部门而非政府实施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马丁·路德·金都支持全民基本收入，但新一代的拥护者是更折衷主义的，其政治光谱从左延伸到右，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理由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由此全民基本收入也有许多不同的版本。
一个版本是一种贵族责任感——救济那些被智能机器人和更高效生产机器替代掉的可怜人。另一个版本是平等主义的普世主义，挑战私有的财富积累。还有版本把全民基本收入看作鼓励创业的火花。还有人只是简单地要延缓危险的大众叛乱。
因此全民基本收入在新的政治语境下，成为一种后-意识形态的解决办法，体现了左、右的折衷。但巴蒂斯托尼认为，这种跨意识形态恰恰是一个bug，而不是特色。因为基本收入是有政治野心的，对左或右都可能变成潜在的特洛伊木马。左派批评者担心它会变成溶解掉福利国家剩余物的工具，支持者则认为它是“通往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之路”。人们得到的基本收入版本取决于塑造它的政治力量，而不是那些有清晰意识形态倾向的政策。巴蒂斯托尼因此提醒左派，在美国这个右派控制一切的国家要谨慎前行。
但他仍然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个好东西，资本主义无法使全球70亿人过上体面生活，这已经是它显著的缺陷。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不是问题的唯一答案，但也许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而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不局限于欧美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亦有试验，如印度。
在印度富人比穷人可以得到更多的福利金，印度财政部在1月发布的年度经济调查中指出，这个问题对于该国的反贫困和社会计划“几乎是内在的”。 大部分资金都通过印度官僚机构进行流通，最终导致“向非贫穷和腐败的地方参与者泄漏”。但是，该部门表示，有方法可以确保经费实际上能够达到穷人。
简单地向每个人发放现金的决定并不新鲜。 2013年，印度政府也玩弄了一种被称为“直接现金转移”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但由于难以确定谁应该得到这种付款，所以从未实施。 但除此之外，全民收入的概念是一个相当简单和有吸引力的概念：以现金支付全面取代现有的社会方案。 而且这笔付款不一定要大。 财政部的经济调查估计，发放给每人每月4美元就可以将印度的贫困程度从现在的22％降低到7％。 成本仅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即42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政府在食品、燃料和化肥补贴方面的总量。
与其他社会方案相比，普遍基本收入也将更为简单，只要有印度公民身份就能获得这种收入。 这种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所有的扭曲，例如基于收入和其他因素来筛选对象。 虽然几千卢比对富人的影响很小，但能给一个贫困家庭带来大大的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