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对弱者的隐性歧视，无处不在，除了对女性，也包括精神病患者。林奕含本人也遭遇了种种误解和歧视，比如她因抑郁症去申请不参加期末考试，却遭到系主任的质疑，“精神病的学生我看多了，自残、自杀，我看你这样蛮好，蛮‘正常’”，林奕含不无愤怒地想，“是不是我今天衣衫褴褛、口齿不清、60天没有洗澡去找他，才会相信我真的有精神病”？所谓的健康人对于精神病患者真是“无知到残暴，无心到无情”，这是整个社会仍旧严重缺失的一课。
林奕含走了，但我们还有机会拯救一个又一个房思琪
性侵案不只是一串串的数字，背后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每一个都经历过旁人难以明了的伤痛。
面对诱奸，除了要教孩子最基本的性知识之外，家庭和亲情也是格外重要。父母需要和孩子经常沟通聊天，特别是同性家长，一定要和孩子多谈心，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
诱奸都是有一个过程，如果家长和孩子多沟通，多关心孩子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不经意地闲聊，或许能提前发现禽兽们的蛛丝马迹，并将危险扼杀于无形。
如果有不好的事情发生，94%的受害者事发两周后出现创伤后压力症，而30%受害者在事发九个月后仍然出现创伤后压力症状。三分之一的受害者想到自杀，而13%的受害者会尝试自杀。这时候家人的沟通则格外重要，家人的关怀是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的关键。
除了家人的沟通之外，社会的立法保护也需要加强。
李佳玟指出，受害人如果立刻报案、或显示极大的心理创伤，法官会比较愿意相信受害人，但她认为这种做法不完善。“被害人遇到性侵案的反应有很多种……有时候她的反应是呆掉，不知道怎么办；有时候会逃跑、会反抗；有时候甚至会试图跟对方交朋友，因为她不知道会不会被打伤、被伤害；甚至她因为不想染上艾滋病而拿保险套跟他。但是我们这社会一般只接受逃跑跟抵抗。”
所以，社会也好，媒体也好，都应该更多地关怀和支持那些遭受过性侵，沉默的大多数受害人。她们身边的老师、父母以及同学、同事、亲友只是察觉了她们的情绪困扰，或者消沉沮丧，可能都未必知道她们曾经遭受过什么。从立法的角度，从心理辅导的角度，关怀和支持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性侵受害人我们社会还有太多工作需要去做。
林奕含最终并没能像她书中写的那样，“紧紧拥抱着思琪的痛苦，你可以变成思琪，然后，替她活下去，连思琪的分一起好好活下去”。但我们却必须拥抱着房思琪、林奕含的痛苦，替她们活下去，并记住她们的呐喊，让悲剧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