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网文化频道综合】这几天，台湾的一部名为《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小说从台湾火到大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这部小说题材的残酷——《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讲述的是一个13岁的国中少女被补习班老师诱奸的故事；也在于该书的作者林奕含，一位出生于1991年的年轻、美丽、才华横溢的台湾女性，在该书出版不到3个月的时间后，于2017年4月27日上吊自杀。林奕含自杀前几日的一个访谈视频在微博点击率突破千万，网友们不愿意相信：这个在视频中平淡、冷静、温柔陈述一切的女作家，最终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林奕含生前接受媒体访问时，曾否认自己是书中主角，表示故事情节是由身边女生的真实经验改编。但在林奕含自杀身亡后，林奕含的父母在声明中指出：“奕含这些日子以来的痛苦，纠缠着她的梦魇，也让她不能治愈的主因，不是忧郁症，而是发生在8-9年前的诱奸。”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奕含在年轻时，被一个补习班名师诱奸后，引发痛苦忧郁的真实记录和心理描写。书中的女主角，思琪、晓奇、怡婷等人，都是奕含一人的亲身遭遇”，但是为了保护父母和家庭隐私，林奕含才选择通过小说中的不同角色，隐晦地分开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
青年作家蒋方舟在微博上分享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读后感：早熟而美丽作者身上发生了耻辱的厄运，而她写下这厄运时略带戏谑的笔法有纳博科夫混血张爱玲的影子，可我们无法却像读《洛丽塔》一样，带着庆幸放下书，松了一口气地说：“幸好是假的。”
五成性侵被害人未成年
在台湾，林奕含绝非个例。
台湾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长林美熏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表示：“被害人发生事件后，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创伤的反应……当时间拖得越长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疾病。”
美国反性暴力团体RAINN指出，94%被强暴的女性事发两周后出现创伤后压力症（PTSD）症状。而30%女性在事发九个月后仍然出现创伤后压力症状。
另外，约三分之一的女性受害人会想过自杀，而13%的女性受害人会尝试自杀。
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保护服务司的数据，台湾2016年有约8100人遭受性侵害，其中逾80%受害人都是女性。受害人为18岁以下的女生大概占一半。数据显示，其中82名受害人，与加害人有师生关系。
研究表明，与人们通常认为性侵是嫌疑人寻求性欲的满足不同，性侵犯罪主要并不是因为难以控制的性欲驱使下的冲动犯罪，而是为了获取权力和实施暴力。所以，大多数此类案件发生在权力者与弱势受害人之间。补习班老师相对于还是未成年少女的林奕含具有明显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事实上，大多数职场或学校性侵事件也都是发生在类似的权力结构不平等的关系中，如职场性骚扰的侵害人往往是位高权重的领导，而受害人则大多是初入职场两年内的年轻女性。正是因为这种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使得受害人遭受权力者性侵后很容易被要挟，使她们更难以报告出来。
而就算受害人决定报案，司法也不一定为她们带来公道。台湾成功大学法律学系李佳玟教授说，性侵案是“密室犯罪”，往往难以取证。“在（性侵案）诉讼上，要证明（违反受害人意愿）真的不是这么容易……一般的话就是身上有伤痕。不然的话法官就会综合各种的证据去判断，台湾的审判里面好像呈现了比较混乱的状况。”
毋庸置疑，熟人、权力者和模糊性这三个主要因素就使得大多数遭受性侵的受害人选择了缄默，独自忍受和承受由此而带来的创伤和痛苦。不仅如此，对于性侵事件的受害人，她们在遭遇侵害后把受到性侵害的过程细节说出来，并提供相应证据，还很可能与施暴者一次又一次地质证，这些过程不啻是再往受害人的创口上撒一把盐，使她们遭受更多的煎熬。
是谁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李国华代表的魔鬼和权力体系诱奸了房思琪，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可为何悲剧开始之后能够不断持续？“诱”何以长期存在？房思琪为何没有告诉父母？
整个家庭的功能在这起诱奸事件中，是缺席的。首先是关于教育和性教育。整个社会对女孩子的品行教育是一致的，即女孩子要乖巧、要懂事、要听大人的话、要讨人喜欢，这种刻板式的规训导致一些女孩在受到侵害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我保护，而是因为自己没有达到对方的要求而感到抱歉。
父母给予子女的性教育更是匮乏。在小说中，房思琪曾试图与母亲谈论性教育的话题，母亲的反应是这样的：“妈妈诧异地看着她，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思琪一时间明白了，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是还没开学。”
无论是对女孩子的教育还是性教育，其共同指向的是，整个社会体系对女性道德和性的压抑——女孩谈论性是可耻的；女性失贞是可耻的；在一段男女关系中，即便女性是受伤害的一方，该为此负责的依旧是女性——谁叫这女孩贱、淫荡呢。
在刻板印象中，受害者可能自己也有问题，比如穿着太暴露啦，性格太妩媚了；一旦事件被他人得知，受害者及其家族的“名誉”和“清白”很可能就毁了。直到今日，抱这一观点的人仍不在少数。
社会中对弱者的隐性歧视，无处不在，除了对女性，也包括精神病患者。林奕含本人也遭遇了种种误解和歧视，比如她因抑郁症去申请不参加期末考试，却遭到系主任的质疑，“精神病的学生我看多了，自残、自杀，我看你这样蛮好，蛮‘正常’”，林奕含不无愤怒地想，“是不是我今天衣衫褴褛、口齿不清、60天没有洗澡去找他，才会相信我真的有精神病”？所谓的健康人对于精神病患者真是“无知到残暴，无心到无情”，这是整个社会仍旧严重缺失的一课。
林奕含走了，但我们还有机会拯救一个又一个房思琪
性侵案不只是一串串的数字，背后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每一个都经历过旁人难以明了的伤痛。
面对诱奸，除了要教孩子最基本的性知识之外，家庭和亲情也是格外重要。父母需要和孩子经常沟通聊天，特别是同性家长，一定要和孩子多谈心，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
诱奸都是有一个过程，如果家长和孩子多沟通，多关心孩子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不经意地闲聊，或许能提前发现禽兽们的蛛丝马迹，并将危险扼杀于无形。
如果有不好的事情发生，94%的受害者事发两周后出现创伤后压力症，而30%受害者在事发九个月后仍然出现创伤后压力症状。三分之一的受害者想到自杀，而13%的受害者会尝试自杀。这时候家人的沟通则格外重要，家人的关怀是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的关键。
除了家人的沟通之外，社会的立法保护也需要加强。
李佳玟指出，受害人如果立刻报案、或显示极大的心理创伤，法官会比较愿意相信受害人，但她认为这种做法不完善。“被害人遇到性侵案的反应有很多种……有时候她的反应是呆掉，不知道怎么办；有时候会逃跑、会反抗；有时候甚至会试图跟对方交朋友，因为她不知道会不会被打伤、被伤害；甚至她因为不想染上艾滋病而拿保险套跟他。但是我们这社会一般只接受逃跑跟抵抗。”
所以，社会也好，媒体也好，都应该更多地关怀和支持那些遭受过性侵，沉默的大多数受害人。她们身边的老师、父母以及同学、同事、亲友只是察觉了她们的情绪困扰，或者消沉沮丧，可能都未必知道她们曾经遭受过什么。从立法的角度，从心理辅导的角度，关怀和支持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性侵受害人我们社会还有太多工作需要去做。
林奕含最终并没能像她书中写的那样，“紧紧拥抱着思琪的痛苦，你可以变成思琪，然后，替她活下去，连思琪的分一起好好活下去”。但我们却必须拥抱着房思琪、林奕含的痛苦，替她们活下去，并记住她们的呐喊，让悲剧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