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会好吗？忘记一些隐秘的委屈／在回头观望的时候丢失了自己／我那不受把握的身体／从某一天开始就在寻找你。
——李志
我们渴望听到各种故事。民谣，充满了诗意与普适情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中产阶级快速崛起，乡土社会不断的分崩离析，城市变得越来越庞大而面目全非。在日渐增长的生活压力中，许多人没有完整的时间去读一个完整的故事，时间和空间一样，被挤压、折叠，一减再减。“伴随式阅读”趁势而起。民谣，便是一种伴随式的阅读。
附：以下内容转载自 东方历史评论（ID:ohistory）公号。
本雅明：“故事部落”的兴衰
想象这样一个部落：这个部落的成员来自各个阶层，他们分布在各地，平时并不互相联系，但是他们讲的故事却在社会不同阶层流转，这个部落里的人被叫做“讲故事的人”。
很久很久以前，这个故事部落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这两种人的生活没有什么交集，他们讲的故事也相去甚远，但是他们可能共同被当作某种吟游诗人。他们当中，一种是一辈子没离开故土、勤勤恳恳的老农，知道所有当地的神话、传说、笑话、八卦， 他可能没受过很高的教育，甚至目不识丁，但是讲起故事来却让村民都听得津津有味。另一种是离乡背井、常年在外游荡的海员或商人，他们会把自己的见闻变成故事。就像一句德国谚语当中说的那样，“当一个人去旅行了之后，他肯定有什么可以讲讲的。”
一直要到欧洲的中世纪，部落当中的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才深层次地达到了某种融合。这最明显的就是体现在工匠阶级当中，那些工匠师傅和旅人往往同室而居，而且为了做一个行会认可的工匠，那些师傅在年轻的时候必须要有长期游历的背景，只有在经验累积足够了之后，那些工匠才能回到家乡，稳定下来，开他们自己的工作室。这些人既有本地的经验，又有旅人的眼界，可以同时讲述近处和远处的故事。
这就是欧洲哲学家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一文开头构建的一个基本形象。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原来那个讲故事的部落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小说，而小说的兴起，又与现代印刷媒体的兴起密不可分。如果说原来的传播手段主要是讲述、歌唱和倾听，那么小说的主要传播手段和接收途径则是以个人式的视觉性阅读为基础的。在本雅明看来，现代媒介的革新，导致了传统意义上的“故事部落”的衰落。
本雅明
在西方第一本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堂吉诃德》出现以后的二三百年，现代小说才逐渐到达了它的黄金时代。从十八世纪末开始，工业更加发达，印刷品日渐便宜，中产阶级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快速增长，教育水平不断提高。随之而来的现代新闻业也飞速发展，报童每天把新闻送到家门口，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从报纸上读到各种消息，不论远近。像过去那样，通过听“故事部落”的人们去间接地了解世界、学习和生活的需求就更少了，而“故事部落”的式微似乎也成了一种必然。
本雅明的历史想象基本限于欧洲，他所举的例子也都是基于二战之前的历史经验。然而，现代媒体的发展必然导致故事部落的衰败吗？故事部落的兴衰，难道只局限于本雅明笔下的欧洲吗？现代意义上讲述故事的人，难道只是局限于那些笔耕不辍的作家吗？
博尔赫斯：“诗人会再次成为创造者”
作为现代小说当之无愧的代表作家之一的博尔赫斯，可能并不赞同本雅明的悲观论断。在1967 年到 68 年之间，在美国反战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接受哈佛大学的邀请，就诗歌和其它类型的文学创作进行了一系列演讲。这位从四十多岁就完全失明的作家，预言式地在他的讲座中提出：“在未来，我相信，诗人会再次成为创造者。我的意思是，诗人会写故事，也会把故事唱出来。而我们不会认为这两者有什么本质区别，这就像过去对待荷马和维吉尔一样。”
博尔赫斯
有意思的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美国民谣教父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正是“故事部落”复兴的标志之一。在 2016 年的颁奖词中，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这样评价迪伦的作品：“鲍勃·迪伦在美式歌谣的传统下，创造了全新的诗意的表达。” 迪伦的成名曲之一《答案在风中飘》在吉他和迪伦略带嘶哑的嗓音演绎下，就兼具了歌与诗的美感，成为美国六七十年代反越战的经典作品。而 2016 年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的那一瞬间，似乎也验证了博尔赫斯早在半个世纪之间的预言。
现代媒体的发展与“故事部落”兴衰之间的历史解读，是本雅明与博尔赫斯的关键分歧。在本雅明看来，现代纸媒的兴起使得小说成了主流，传统故事部落的衰落不可避免。在博尔赫斯看来，未来的某一刻，诗歌和叙事传统会以新的方式兴起，继续满足人类对于故事的永恒需求。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年代的美国，既经历了社会民权运动的风起云涌，也见证了媒体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博尔赫斯到达美国的 1967 年和 68 年期间，电视、广播、新闻行业、娱乐产业、唱片市场，这些在当下似乎已经过气的“传统媒体”，对于当时民谣的兴起和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雅明与博尔赫斯的这种分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二人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虽然博尔赫斯在中年就完全失明，但他本人对于当时的各种媒体都非常感兴趣。他喜欢爱伦坡略带哥特风格的侦探小说，也喜欢科幻小说，他酷爱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影院，也欢迎当时各种新式媒体科技给文学和艺术带来的改变。在他完全失明之后，他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四处旅游，感受世界的变化。
相比之下，在本雅明所生活的欧洲，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知识分子的冲击巨大，对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人本主义那种乐观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进步、人性的深刻怀疑。在生命的晚期，本雅明因为犹太人的身份流离失所。最终，在逃避纳粹的追捕中，他被困在了西班牙与法国边境的一个叫做波尔特沃的小镇，用吗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年仅 48 岁。
民谣与中国当代“故事部落”的复兴
有意思的是，时隔半个世纪，博尔赫斯的预言，同样适用于当今的中国。民谣歌手赵雷，在 2017 年 2 月 4 日湖南卫视节目《歌手》当中，凭着一把吉他和一首原创歌曲《成都》，刷爆了各种社交平台，也让民谣在短时间内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一个焦点。然而，这种民谣的复兴，并非一时的井喷现象，而是多种因素交织促成的厚积薄发。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校园民谣到现在日渐成熟的城市民谣，一代代民谣歌手在不断挣扎，也在不断学习和成长。他们不再满足于早期俄罗斯民歌式的唱法，也不再盲目崇拜鲍勃•迪伦、莱昂纳多•科恩或约翰尼•卡什的西方民谣风格。他们走南闯北，背着吉他，行走在内蒙草原、青藏高原、壶口瀑布、岭南山区等各个角落，向田间的老农、村里的匠人、当年支边的知青、自己年迈的叔伯，寻找渐渐消逝的记忆和声音。
被中国民谣界称为“鲍勃迪伦”的杨一，就是这个过程最具代表的见证人之一。作为一个出生在粤北山区翁城青年，在改革开放那一年，一台香港远房亲戚带来的三洋录音机，让杨一第一次开始接触到了香港和西方音乐。几乎同时，他拥有了人生第一把吉他。九十年代开始，鲍勃迪伦和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民歌让他蠢蠢欲动，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他在北京美术馆外卖唱八年，被关押过收容所。在那里，他看到了底层一个个鲜活、挣扎的生命。于是，出来之后，杨一的创作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他越走越远，学习民间的唱法，写出了《烤白薯》、《走西口》、《样样干》这些最接地气的歌。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永远在街头歌唱，为人民歌唱”。
然而，民谣如同现代诗歌，两者的魅力都在于内容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其中的界限并不是那么分明。不同的歌手用他们的独特方式唱着无数普通人逐渐忘记的家乡和历史、正在困惑的问题、经历的感情以及不断变化的世界。
李志用民谣的方式，试图去回答梁漱溟与他父亲梁济在 1918 年关于“这个世界会好吗”的对话。
“这个世界会好吗？忘记一些隐秘的委屈／在回头观望的时候丢失了自己／我那不受把握的身体／从某一天开始就在寻找你。”
这几行字，与其是歌词，不如说是与歌手自己与历史和现实的对话。
在《谈钞票伤感情，谈感情伤少票又伤感情》中，上海沪语乐队顶楼马戏团用戏谑、满不在乎的语调，唱出了现代人对于钞票和感情的矛盾需求。
作为北大学霸和文艺女青年的邵夷贝，则唱出不少女青年心中的无奈，
“这是一首悲伤的歌／王小姐三十一岁了／朋友们见到了她／都要问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打算嫁呢？”
在 2011 年度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诗歌奖颁发给了盲人歌者周云蓬创作的《不会说话的爱情》。
“绣花绣得累了／牛羊也下山了／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解开你红肚带／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里荡开……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从此仇深似海。”
在低吟浅唱中，歌手用听觉的方式，为听众创造了一个极具张力的视觉空间。
在歌手不断创作的过程中，网络发展与媒体技术的革新降低了民谣的准入门槛。歌手发歌渠道更加多样化，个人不一定非要经过经纪公司进入市场，豆瓣、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荔枝等不同等网站和 app 成为了民谣传播的重要渠道。一首歌的生命不再严格受制于唱片发行渠道、经纪公司宣传、歌手本身的名气等因素，有了更加难以预测的传播途径和辐射空间。当然，这并不是说，民谣在高度资本化的新媒体市场上，日进斗金，成了市场的新宠。相反，从校园民谣到城市民谣，无论是民谣歌曲的市场价值还是歌手本身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处在相对边缘化的地位。
可是，这种经济地位上边缘性的位置与“故事部落”在当代中国的复兴并不矛盾。在当代碎片化时间中，听觉的重要性益发凸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中产阶级快速崛起，乡土社会不断的分崩离析，城市变得越来越庞大而面目全非。在日渐增长的生活压力中，许多人没有完整的时间去读一个完整的故事，时间和空间一样，被挤压、折叠，一减再减。“伴随式阅读”趁势而起。根据统计，国内目前有 200 多家听书网站，近 200 款各类有声听书类 App，有声阅读用户规模目前已突破 1.3 亿，而国内最大网络音频平台给出的预测则是：“国内有声出版未来年产值可达 3000 亿元。” 在如此庞大的听觉市场当中，民谣作为“故事部落”的一种表达，其复兴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上多重因素的交织，共同推动了“故事部落”在中国的复兴，也悄悄泄露了许多人心中的那个秘密：我们渴望听到各种故事，从大千世界千奇百怪的故事，到跟我们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的故事。故事的讲述方式可能多种多样，传播的媒介也此消彼长。但是，正如博尔赫斯所预言的那样，自古以来，人类对故事的渴望就从未消失过，这种渴望在未来也不会消失。通过诗意的创造，人会继续在韵律和文字的舞蹈之中，窥探命运的无常，重新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思考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