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在奖励方面，《文物保护法》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事迹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国家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此款列在八类事迹中的第四类），而对各类事迹及鼓励、奖励的规定，均较原则；《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也仅仅细化到国家奖励的实施主体为：人民政府及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地方立法如《陕西省群众保护文物奖励办法》，强调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规定物质奖励额度为本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的1到10倍，对于上交珍贵文物的行为人而言，即使奖金取高限，激励力度也明显偏弱。
在处罚方面，《文物保护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发现文物隐匿不报或者拒不上交”“尚不构成犯罪”的，轻则追缴，重则“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构成犯罪”的，2016年初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出售或者为出售而收购、运输、储存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的（笔者注：出土或出水的应属国家所有的文物即在此列），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二十六条规定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
正是由于对待向国家上交出土（出水）文物给予奖励，以及隐匿、买卖国有文物所给处罚等方面存在的上述反差问题，才有了陕西省丹凤县群众在上交战国青铜剑并获得县文物部门500元奖金后向媒体所表达的无奈，才有了上交珍贵西周青铜器的宝鸡“献宝”农民彩带红花、立碑入榜并获奖2万元却仍被社交媒体惊叹责任义务与所获权益不成正比……种种叹惜、不平，一方面反映了物质利益的现实性，即发现国有文物不上交的违法获利往往远大于依法上交的奖励所得；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社会状况许多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对待普通民众化私为公、义务保护文物之类善举重精神鼓励、轻物质奖励的做法，实效今非昔比，应当与时俱进予以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