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杰感慨，现在已经有人提出，现在的历史学家，通过互联网掌握的史料可以是吕思勉、陈寅恪这些历史学家的一百倍。“问题是这一百倍你做出来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在这种情况尤其要预防虚教，另外在这种虚教的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之下，学问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因为出书太容易了。”
他举例说以前的学者如邓广铭做辛弃疾研究，用了一辈子时间，先编年谱，再注他的词，一首一首考证清楚。而现在的年轻学者，选一个比辛弃疾还著名的宋代人集子，比靠着互联网马上有注，一注出来以后马上就出书。
“但邓先生辛弃疾的注，很多都是我不知道的地方。现在学者注出来我都知道，或者是我查得到的。我不知道的，想知道一下的，他不注，因为他也查不到。”
傅杰觉得，这就是互联网便利条件下带来的极大弊端，学者更追求著作傍身，靠互联网材料的便利堆积出书，而忽略了真正的学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学问越来越不值钱，“推而广之，关于历史、文学、哲学的很多论著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书越来越多、越来越厚，但书读起来的味道越来越差。都是不需要读的，最值得读的还有陈寅恪的书、钱穆的书、钱锺书的书。”
傅杰说，自己和汪永豪还算是从小认真读书读上来的一辈人，而互联网带来的变化一日千里，“20年前根本想不到世界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从自己的角度，20年后再发展下去，将会对传统学术、传统读书人的心态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其实是很悲观的，甚至不敢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