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对法庭判决结果主要有哪些异议？
沈韦宁：因为案子脉路错综复杂，许多的专业问题还有待于律师来解答。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关于是否是遗失物的描述也无法让人折服。
对于手稿是不是遗失物的认定，直接关系到被告之二可不可以委托拍卖，也关系到被告之一该不该接受委托进行拍卖，我们认为一审法院对这个事实没有审理清楚。尽管年代已久，但从茅盾的签名、杂志社的发稿签等证据足以证明，手稿当时的持有者，要么是人民文学杂志社，要么是茅盾本人，而他们都没有过将手稿移交给第三方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手稿是遗失之后落到被告之二手中已是不争的事实，一审法院为什么不让被告证明手稿不是遗失物，却让原告证明被告是非法获得呢？
在这个焦点上，在被告始终不出席庭审，仅由代理律师含糊其辞地表达“从xx收藏家所得”，后又改成“从文化市场所得”，同时并未被要求提供可靠证据的情况下，法庭却给予了“是合理的合法所得”这样的结论是否太过牵强？对于被告之间诸多不符合拍卖规则要求，被我们质疑拍卖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做法，法庭在判决中也是一笔带过，避重就轻。实在无法接受。
当时刊发手稿的《人民文学》发稿签
澎湃新闻：此前有否茅盾作品被拍卖的先例？
沈韦宁：我们并没有十分关注拍卖动向，《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的拍卖也是由朋友因偶然的机会发现并告知我们的。涉案手稿是我们第一次得知茅盾作品被拍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