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上学，躺在炕上一睁眼看见窗户上最高的一格有了太阳光，便要急得哭啼，我的母亲匆匆忙忙给我梳了小辫儿打发我去上学。
我们的学校就在我们的胡同里。往往出门之后不久又眼泪扑簌的回来，母亲问道：“怎么回来了?”
我低着头嚅嗫的回答：“学校还没有开门哩！”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现在想想，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性急。
到如今，凡是开会或宴会之类，我还是很少迟到的。
我觉得迟到是很可耻的一件事。但是我的心胸之不够开展，容不得一点事，于此也就可见一斑。
有人晚上不睡，早晨不起。
他说这是“焚膏油以继晷”。我想，“焚膏油”则有之，日晷则在被窝里糟蹋不少。
他说夜里万籁俱寂，没有搅扰，最宜工作，这话也许是有道理的。我想晚上早睡两个钟头，早上早起两个钟头，还是一样的，因为早晨也是很宜于工作的。
我记得我翻译《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的时候，就是趁太阳没出的时候搬竹椅在廊檐下动笔，等到太阳晒满半个院子，人声嘈杂，我便收笔。
这样在一个月内译成了那本书，至今回忆起来还是愉快的。
我在上海住几年，黎明即起，弄堂里到处是哗啦哗啦地刷马桶的声音，满街的秽水四溢，到处看得见横七竖八的露宿的人——这种苦恼是高枕而眠到日上三竿的人所没有的。
有些个城市，居然到九、十点钟而街上还没有什么动静，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行经其地如过废墟，我这时候只有暗暗地祝福那些睡得香甜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昨夜做了什么事，以至今天这样晚还不能起来。
我如今年事稍长，好早起的习惯更不易抛弃。醒来听见鸟啭，一天都是快活的。
走到街上，看见草上的露珠还没有干，砖缝里被蚯蚓倒出一堆一堆的沙土，男的女的担着新鲜肥美的菜蔬走进城来，马路上有戴草帽的老朽的女清道夫。
还有无数的青年男女穿着熨平的布衣精神抖擞地携带着“便当”骑着脚踏车去上班。
这时候我衷心充满了喜悦！这是一个活的世界，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这是生活！
就是学佛的人也讲究“早参”“晚参”。要此心常常摄持。
曾文正公说作人从早起起，也是着眼在那一转念之间，是否能振作精神，让此心做得主宰。
其实早起晚起本身倒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利弊，如是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