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六月初六，是一年里最有名的洗晒日。
这个时间，在江南地区，一般来说黄梅雨季已出、三伏炎天正入，为了防霉防蛀，做两件事情正当时——晒和洗。晒之事，可以晒衣、晒书、晒经，等等；洗之事，则颇为喜感，清人顾禄在描写苏州地区节令习俗的《清嘉录》一书中说：“谚云：六月六，狗靧（huì）浴。谓六月六日牵猫犬浴于河，可避虱蛀。”
所以问题来了：在这个“洗晒日”里，连不怎么喜欢洗澡的猫猫狗狗们都要沐浴，那么，人呢？
晒：“六月六”的起源并非洗晒节
“六月六”在一开始还真不是全民洗晒日，它在宋代叫“天贶（kuàng）节”。“贶”是“赐予、赠与”的意思。根据《宋史》记载，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正月以及六月六日，两次有天书降临。真宗认为是天赐之福，在泰山岱庙修建了天贶殿，还在大中祥符四年宣布六月六日天书再降日为“天贶节”，确定其为国家法定节日，全国休假一天，百官上香祭祷，民间禁止屠宰。只不过这个明显是借神之名来巩固皇权统治的节日，也仅限于宋代了。到了元、明、清，更符合这个节日时令特点的“洗晒”习俗，则保留和发展了起来。
六月六的曝晒活动十分广泛，上下皆然。皇宫里要晒銮驾、龙袍以及宫内的档案和文书；书香门第要晒收藏的书籍、字画；药店里要晒生熟药材；估衣铺要晒估衣；皮货铺要晒皮货。普通人家，六月初六日这天，翻箱倒柜，把衣物、鞋帽、被褥等拿出来“大见天日”，特别是皮衣之类的高级衣物，为了不生蛆、不返潮，都要拿到太阳底下晾晒。家里储藏了粮食的则在庭院里晒粮食，称为“曝蠹鱼”。毋庸置疑利用阳光来杀菌除虫这一点的科学道理，不过这种“晒红绿”，有时候还带着些许“亮家底”的意思，学富五车或是家产丰厚，都可以借此机会向左邻右舍炫耀一番。
晒红绿。
寺庙里有晒经卷、晒法衣的活动，同时举行诵经的仪式，叫做“晒经法会”。有一种说法把这项晒经活动的起源解释为《西游记》中的“唐三藏晒经书”，也就是那个我们熟知的故事：唐僧从西天取经回来，又一次经过通天河，但忘了老鼋想要问问“还有多少年寿”的嘱托，老鼋一怒之下把他们掀入河中，取来的经书湿透，只能借着阳光一本本晒干。这是“九九八十一难”的最后一难，然而西游记中也并未说晒经之日是六月六，所以这样的说法恐怕是后人的附会罢了。
晒经晒书。
洗：除了洗猫狗，还洗什么？
夏季的炎热和虫虱的易生，必定是要和“洗”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从身边的伴侣动物猫和狗开始洗起，这项仪式的预期效应是：不长虱子。它们不长虱子，自然也就不会传染给日日相处、关系密切的主人了。
也可以洗体型大些的动物，比如马。或者更为壮观的，比如皇家的象。元明清三朝的宫廷均饲养大象，用于礼仪活动的仪仗队，以显示威严。六月六的洗象活动一年惟此一度，是京城暑天的一大盛景。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春场》这样描述：“锦衣卫官以旗鼓迎象出顺承门，浴响闸。象次第入于河也，则苍山之颓也，额耳昂回，鼻舒纠吸嘘出水面，矫矫有蛟龙之势。象奴挽索据脊。时时出没其髻。观时两岸各万众，面首如鳞次贝编焉。”
洗象图。
看看一百多年前北京宣武门的老照片，或许可以想象出皇宫里的大象在象奴的牵引下，排着队从宣武门城墙根儿一路走出，到护城河里洗澡的情形，也可以顺带想象一下前来观礼的老百姓如同赶庙会一般的热闹与欢愉：
宣武城南尘十丈，挥汗骈肩看洗象。
象奴骑象游玉河，长鼻卷起千层波。
昂头一喷一天雨，儿童拍手笑且舞。
舞且笑，行蹇蹇，日暮归来洗猫犬。
动物们都在洗澡，人自然也要洗。关于人如何沐浴，较少有文献记述，不过民间有“六月六，洗白肉”的戏谑说法，还有的地方讲究要用这一天太阳晒热的水来洗。而妇女们六月六流行洗头，说是可保头发的“不腻不垢”。这样的习俗，大约是与旧时妇女蓄长发不便经常洗有关，因此洗头择日而为。夏天得洗得稍微勤快一些，六月六之后七月七，又是一个洗头的好日子。
人们在六月六日还做一件事：吃馄饨。这倒是一项比“洗晒”有历史得多的六月习俗，《荆楚岁时记》中说“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并指出这个“伏日汤饼”自三国魏时期就已有之。“饼”在古代是面食的总称，“汤饼”则类似于今天的面片儿汤。馄饨是用薄面皮包馅儿，也可以视为“汤饼”的一种演变形式。
江南地区六月六吃馄饨的习俗一直延续，老一辈的人会告诉你：六月六家家吃馄饨，连乡下人都一早赶进城里买馄饨皮子，所以那一天摊子上的馄饨皮子不怕你不买，都做得跟面饼一般厚呢！而在笔者想来，除了“汤饼辟恶”，或许这起伏于热汤里的馄饨，与洗澡沐浴有着形象上的相似与象征意义的关联。所以不管是吃，还是洗，甚至不管是洗的是猫狗还是人，都是为了祝愿一个平安而健康的夏天。
沐浴仪式：“洁净”的意义
总的来说，六月六是一个理解起来不会觉得过于深奥的节日。不管是洗还是晒，都是从夏日的气候特点出发，所进行的兼具实用性与仪式性的卫生保健活动。“沐浴”，其古意是濯发为沐、澡身为浴。考虑到沐浴活动在中国传统节日仪式中强烈的存在感——比如三月三的祓禊沐浴，五月五的兰汤沐浴，以及六月六，还有《荆楚岁时记》中记载的十二月初八腊日的沐浴等等——不禁想问：沐浴除了清洁身体的卫生目的，还具有怎样的文化本质呢？
“清洁/卫生”与“洁净”，并不相同。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认为其区分在于：“卫生”属于技术层面，“洁净”属于主观层面。身体的沐浴，从技术层面来说是消除致病生物、保持清洁与健康；而在主观层面，就可以看到特定文化与社会中“洁净”观念的内涵与外延。中国传统节日中的沐浴，一般来说，其巫术/仪式意义都是“辟恶”（以及“除秽”、“祛毒”、“转除罪瘴”、“祓除不祥”等一系列同义近义词）。与“洁净”相对的“污秽”，在古人看来是灾祸的来源，洁净身体以禳灾，这是在作为特殊时间节点的节日之中，“洁净”所秉持的神圣意义。
清洁过的身体获得了“洁净”的神圣性，因此洁净身体之事也见于人生礼仪和其他一些礼法礼制之中。比如小孩子出生三日“洗三朝”，是为洗去“前世”带来的污秽，使其今生平安吉祥。还有结婚时的新人沐浴，以及丧礼中让死者洁净返本的沐浴仪式。或者是中国古人“做大事”前的沐浴，如行祭祀大礼前的斋戒沐浴，朝见天子前的沐浴洁身。也有特殊的时间不得沐浴，如服丧期间“居丧毁慕，三年不澡沐”。从这些礼俗来看，我们不得不将沐浴视为一种通过性的仪式，它是从一种境地向另一种境地过渡的“阈限”状态，它与节日或人生礼仪在时间上的过渡性本质相合，因而频繁出现于其中。
以象征人类学见长的美籍日裔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在研究日本的洁净观念时，将上述逻辑阐释得更清晰。日本人以注重清洁的国民习性以及“沐浴文化”而闻名，大贯在其著作Illness and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Japan(《当代日本的疾病与文化》)中，称日本人的“洁净”有着外与内、日与夜、疾病（或女性经期）等特殊状态与日常状态的分野。传统来说，日本人是每天晚上睡觉前洗澡，洗去白天从外面带来的“不洁”，以进入晚上在家的“洁净”时间。人生病了（如感冒），女性经期了，都是不可以洗澡的，直到疾病康复或经期结束，当事人才从“不洁”的状态中脱离，可通过恢复日常的洗澡，回到“洁净与正常”（clean and normal）的状态中来。在时间、空间、生命状态的跨越上，沐浴仪式都是一个过渡性的标记。所以，大贯总结道：“沐浴对于日本人来说，远非只是清洁身体这么简单，它具有象征性洁净的功能。”
而在此之上，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衍生，对玛丽·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理论中“洁净是合于秩序、而不洁/污染反之”的定义进行思考，就更能够理解清洁仪式对人的意义了——在日常与非日常、洁净与被污染、有序和脱序之间转换循环，便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最不懂的东西，往往是那些我们日常为之而熟视无睹的东西，比如沐浴，比如沐浴用的水。因为科学与技术的发现，水在当代似乎变成了一种付费与工业化的产品，沐浴亦然。不过沐浴不只是卫生与健康的科学，它还包含了信仰、礼仪、民俗、审美等诸多意义，停留在我们的身上，互相渗透，使得我们的记忆中沐浴的象征性，不会那么轻易地被抹去。这就是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说的：“卫生学的种种依据看中的仅是科学，但是，水的附加物和清洁的准则属于文化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