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中国的乡村发展，是是在工业化背景下发生的。从我的观察来看，当我们说传承农业遗产、文化，保护乡村时，我们的保护对象具有活性，它是和生产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保护它是个动态的过程。与此同时，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是工业化的、城镇化的，如果我们仍处于传统农业，也就不必担忧这些事情了。
我曾评审过一篇讲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的文章，其中提到：要想把文化保护下去，需要考虑如何把被动的“要我保护”转化为“我要保护”。我也做了很多调研，涉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企业和当地农民的关系，怎样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即工业化、城镇化事业下农民的行为选择。农业文化也好，乡村文化也好，它的保护和传承，需要一个“共同传承体”。大家都要参与，必须考虑好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农民的利益保障和生活现代化问题。
利益的调节中，最关键的就是组织化的方式。英国19世纪40年代的罗虚戴尔合作社就是以相互之间的互助合作，而不是公司形式来组织的。当然，这个原则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变化，尤其是在资本主导经济的情况下，它又把资金、资本的要素吸收进来，建立了一个现代的合作制度，劳动的联合和资本的联合融合在一起。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就是在发展混合所有制和员工持股，这是可以探讨的。因此我认为，村民的生活方式要保护下来，实际上它是在做贡献，这种贡献应该是一种传统知识产权的安排。从共同传承体的角度看，我们要保护，但不是不允许任何人改变才叫“原汁原味”。在西江，山下的就业机会和收入都不错，山上就差一点，从产业布局的角度探索，它就在山上做休闲性的东西，山下做表演性的东西。当然还有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其他思考角度。
工业和农业利益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到1978年，乡村的发展实现了一些功能，保障国家工业体系的构建、承接城镇人口的转移、解决全国城乡居民的温饱问题。这次功能实现靠的就是我们的积累机制和统筹机制，而这二者是靠政策合一来实现的。在政策合一的组织化模式下，我们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乡村道路、农村社会事业都有发展，而城乡差距还没有现在这么大。问题则在于农民没有经营自主权，分配上的平均问题；农业结构以粮棉为主，围湖造田、毁林造田、毁草造田，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农民就业限于农业，发展空间小，收入水平明显不高。
1979年到世纪之交，主要通过包产到户和乡村治理来解决经营自主权和分配问题，通过结构调整解决农业结构单一化的问题，通过生态工程退耕还林还草来解决自然生态破坏的问题，至于农民就业问题，农民工群体出现。这一阶段的问题在哪儿？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了，但是城乡的差距在拉大。有句话叫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城市像欧洲。农民有权了，但依然没有能力实现其权益，比如打官司，你没有钱就请不起律师。资源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城乡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收入差距拉大，农村聚集资源的能力弱，空心化问题产生。问题的根源就出在我们内生发展能力比较弱，什么事都靠政府，这一点没有改变。
我认为，我们工业化的进程决定了我们乡村政策和治理，此外历史逻辑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制度里，农业资本很难向工业资本转移。还有就是我们乡村的发展支撑整个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我们乡村发展的难题，就是尽管有了新农村，但是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十九大提出这个振兴战略，就是要把乡村发展放入工业化的视角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