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等人开始大规模整理文献典籍，不仅将《六艺略》提升至诸类典籍书目编排中的首位，而且在《六艺略》中，又将《易》位列《书》《诗》《礼》《乐》《春秋》之前。源于《七略》的《汉书·艺文志》有言：“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易》为之原”，实乃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论断。刘向、刘歆父子指出，就历史久远而言，易道亘古不变，与天地齐等；就典籍的重要程度而言，《周易》普遍包络“天地之道”，为“五常之道”的本原，《周易》蕴含的易道对于其他五经彼此配合、以随世而变的“五常之道”更具指导意义。《周易》冠居群经之首，其文化正统地位的确立，表明了刘向、刘歆父子在儒家经典的地位、性质、功能及相互关系上的深刻省察。“《易》为之原”的论断，对后世学者无疑具有积极的学术启迪之功。如果从汉代经学演变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不难发现，《汉书·艺文志》的易学观念的确是对汉代天人之学的升华和总结。《周易》列“六经”之首的排序，可以看出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汉儒对《周易》的特殊地位颇为重视和推崇。这里既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又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汉代乃至后来学术发展的走向和趋势。
《周易》在汉代居于儒家经典之首，是有其内在、深刻的理论与现实依据的。汉代天人之学的繁盛提高了《周易》经典的历史地位，对于后世统治者政治与文化策略的操作极具示范意义。特别是从唐代开始，《周易》为“六经”之首的地位从未受到任何挑战。随着儒家经典范围不断拓展和扩大，从“七经”“九经”“十二经”，再到“十三经”的最终形成，《周易》便自然从“六经”之首转而升擢为群经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