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难民的印象总是视他们为恐怖分子，但这都是我们的偏见。……在难民潮中，我们只看到了果，而没有看到因。一刀切地理解这些难民，认为他们穷、没有受教育，但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受过很好的教育。”
——战地女记者张翠容
恐怖主义是21世纪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1999年起，香港战地记者张翠容只身跑遍中东地区、非洲、欧洲及巴尔干半岛、中亚、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动荡之地，走访真主党、哈马斯、穆兄会等政治组织，这些采访文章后来都收集在《中东现场》、《拉丁美洲真相》等作品中。5月24日，张翠容受邀来到华东师范大学，讲述世界各地普通民众应对恐怖主义的故事，并接受了东方早报的专访。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非暴力方式反恐”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手段进行反恐战。”张翠容说，“有机会到事发现场，就不要带着偏见和意识形态去采访，而要打开胸襟，开放视野。对我而言，他们都是一样的人，我想要去了解他们的故事。”
十几年前，张翠容在耶路撒冷采访时，遇到过一名20岁出头的英国女孩同样在做采访，她拿着摄像机，还要记笔记，然而她并不是记者，而是一名历史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她认为英国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带有偏见，希望来到耶路撒冷记录真实的故事带回英国，这令我非常震动，也激励了我。”
张翠容说，这样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的外国年轻人不在少数，他们家境富裕，名校毕业，都愿意花时间来到当地，让当地人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关怀他们。这些人面对着极大的风险，还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他们都是在进行一场不一样的反恐战”。
2003年，美伊战争爆发后，张翠容只身一人来到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为了省钱住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旅馆中。当时街头流落着各种各样流离失所的人，旅馆对面街头有一个小男孩双目无神，拿着一瓶装满胶水的塑料瓶猛吸，“我后来才知道，胶水可以当成毒品来麻醉自己。我靠近他时，他就拿瓶子攻击我。”旅店老板将她拉了回来，告诉她不要帮助这些街童，因为这样很容易引来危险，很多恐怖分子和犯罪集团利用这些孩子来绑架外国人。
尽管如此，张翠容还是感到无奈和无能为力，在这之后的很多天都心心念念那个小男孩，深怕他横尸街头。然而让她欣慰的是，男孩最终被日本和平人士高远菜穗子所救，没有误入歧途。“她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帮助战争中受害的儿童。”张翠容回忆，“2004年，我在伊拉克碰到她，当时大家对街童都保持距离，认为他们是犯罪集团的成员，但她一个女生跑到街上去帮助这些街童，把孩子从犯罪的边缘救回来变成一个正常人，让人感动。”
更让张翠容倍感神奇的是，高远菜穗子和另外两名和平工作者曾被武装分子绑架了9天，其中一名懂英语的武装分子在听高远菜穗子讲述佛教故事之后，很受感染，竟然释放了她们，并赠送她们每人一瓶蜂蜜，并改信了佛教。他还被邀请去日本做公开讲座，现在在约旦进行人道主义工作。“但是后来蜂蜜被大使馆的人打碎了，三名被绑架人士还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同谋。”张翠容坦言，“和平工作者有时就是会被视为恐怖分子的同情者。他们不仅对抗个体恐怖主义，还要对抗国家恐怖主义。”
“和平这两个字很容易讲，可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张翠容说，这些和平工作者也很辛苦，“我问过他们是否常常有挫败感，他们认为总会看到效果，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当地情况会更混乱。
“恐怖主义的根源是利益分配不均”
作为一个行走在战争一线的观察者，张翠容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源不是种族冲突，也不是信仰不同，是利益分配不平均。
“以前也有种族分歧，但是恐怖主义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卢旺达和索马里看起来是种族问题，其实它们曾经有过一段和平相处的时刻。在叙利亚，基督徒和穆斯林原来相处得很好，现在势不两立。”
2016年是决定中东命运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签订一百周年。在张翠容看来，1916年5月英法等国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如今的中东乱象。当时英法等国按照自己的意愿瓜分了中东地区，该协定曾得到俄国赞同，作为交换条件，英、法同意俄国吞并安那托利亚的东北部。“本来黎巴嫩属于叙利亚，法国把它变成独立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很容易被利用，作为记者，我对所有主义都有所保留。”
张翠容说，恐怖组织也是对国家恐怖主义的一种反弹，没公义就没和平。“某个地方滋生了仇恨，恐怖主义就会在那里缠绕。因为力量不对等，所以他们不择手段对抗比他们更强大的国家恐怖主义。”张翠容补充说，“当然，我不是认同他们，不应该用砍头、绑架等方式来营造恐惧、达到目标。”
2015年，难民危机席卷欧洲，张翠容也去了南欧采访。希腊虽然债务危机缠身，人民生活普遍不好过，仍然有人自发成立民助组织，给难民送饭吃。“创办人也不是有钱人，而是一个失业者，由自己的境况想到穷人的困难，从而想要援助他们。”张翠容说，组织的口号就是“团结、合作、分享”，回到香港和学生讲到这件事，学生们认为这是共产主义，“我觉得他们的理解过于狭窄，这是一种人文精神。”
“我们对难民的印象总是视他们为恐怖分子，但这都是我们的偏见。我去过叙利亚，中产阶级很庞大，受教育的人口很多。有钱人也可能是难民，受到生命的威胁要逃离出去。”张翠容说，“在难民潮中，我们只看到了果，而没有看到因。一刀切地理解这些难民，认为他们穷、没有受教育。”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在很多人眼中，战地记者是神秘而特殊的职业，充满了各种浪漫的想象。然而，这也是一份高危而辛苦的工作，哪里乱去哪里。这些年，张翠容行走在第三世界国家，报道国际纷争：印度尼西亚民主化进程、柬埔寨红色高棉解除武装、东帝汶独立公投、科索沃危机、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最后岁月、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黎巴嫩真主党、拉丁美洲21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东欧剧变二十年等等。
因为想要和国外记者在国际报道上平起平坐，不甘心受制于新闻机构，张翠容果断辞职，踏上战地记者的路。“想得过多就不敢迈出第一步了，只要确定是人生中有价值的事情就去勇敢追求，人生有很多可能性。”
战场上危险往往一触即发，不少战地记者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她虽然也有担心，但想得很清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张翠容回忆说，自己遇到过最危险的一次是在阿富汗偷照片，违反了伊斯兰法律，被宗教警察抓住，要就地正法，恰好有个外交官在场帮忙理论才得以逃脱。“我是比较幸运的，一直在试探底线。”她笑说，“但是不知道我的幸运什么时候会用光。可是我还会继续跑，因为现场就是记者最宝贵的机会。”
在她看来，作为没有工作机构的记者，自律是第一要义，不仅指能力上的自律，也是品德的自律。“没有人催你交稿，不能放松懒惰，要自律和勤奋。做人不要有太多物质的欲望，欲望降到最低就能抵抗物质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