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在他的时代具有极高教养的世界主义者，一个献身给欧洲文明的知识分子，但他却支持那些包含了毁灭性种子的观念。
《通往深渊之旅：哈里·凯斯勒伯爵日记，1880-1918》
[德]哈里·凯斯勒著
Laird M. Easton 编译
诺夫出版社
2011年11月版
凯斯勒的“世界影集”中有一张坐中国轿子的照片
1891年8月10日，凯斯勒（右边正在上前者）向俾斯麦（中立者）问候。
大卫·列文画的漫画凯斯勒
爱德华·蒙克为凯斯勒画的肖像
1914年7月23日，英德混血的美学家、出版家、艺术品收藏家、足迹遍布全球的旅行家、作家、兼职外交家、社会名流哈里·克莱芒·乌尔里希·凯斯勒（Harry Clément Ulrich Kessler）伯爵，在伦敦的萨沃伊酒店招待丘纳德夫人、罗杰·弗莱、伦道夫·丘吉尔的夫人（也就是温斯顿·丘吉尔的母亲）等人共享午餐。下午，他出席了在首相H. H. 阿斯奎斯官邸举办的花园下午茶会。随后他和奥托琳·莫雷尔夫人（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恩客之一）在格罗夫纳酒店欣赏了几幅画。晚上，他去戏院见了谢尔盖·佳吉列夫（吉尼斯家族的私人包厢里为凯斯勒设了专座）。这是凯斯勒忙碌却寻常的一天。
没有人能从他这天的日记里读出仅仅五天以后就要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了。但这还不是最令人意外的事情。更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凯斯勒，这个极致的世界主义者，至少可以流利说三种欧洲语言的纨绔子弟，从俾斯麦到斯特拉文斯基全都认识，不论在巴黎的贵族沙龙、英国的乡间小屋还是普鲁士的军官俱乐部都像在家似的——这么个人，竟然成了一个会喷火的德意志沙文主义者，他为战争欢呼雀跃。你或许会以为他的性情和观点更接近利顿·斯特拉奇那样的人，出于良心拒服兵役，与欧洲战祸保持距离。恰恰相反，凯斯勒的战时日记读上去更像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那位把血腥的兰杰马克战役（1914年）赞美为“钢铁的暴风雨”的作家战士，仿佛肆意屠杀是一次提升道德、净化精神的历程。
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流行这样的传说：兰杰马克一役中，成千上万的德国学生志愿军在被机关枪扫射倒地时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以下是凯斯勒谈论这场战役的文字：
就像在德意志灵魂最深处所爆发的一切，音乐也在我们人民拼死的斗争中喷涌而出……还有什么民族会在战场上歌唱？歌唱着走向死亡？
然而在现实中，那些可怜的德国童子兵并没有如此英勇。他们匆匆赴死，无暇放歌。和云格尔不同，凯斯勒并不在现场，或许可以就此为他生吞活剥民族主义传说作一番辩护。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节庆般的口气。
凯斯勒到底中了什么邪？几个月前，他还在和丘纳德夫人一起风雅品茶，如今，他却成了一个死亡啦啦队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只是时代的一分子。当时许多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一样醉心爱国主义，被一种观念导入歧途：在一个国族衰退的时代，战争能够提振精神。我的英国外祖父，在战争开始之际还未满十八岁，就迫不及待地要去弗兰德斯的死亡战壕；他是德裔犹太移民的儿子，迫切要证明自己的爱国主义。凯斯勒不是犹太人——“正相反”，就像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回答关于他是否是英国人的提问。不过也许，在凯斯勒那里也有一丝焦虑，他担心别人不把他视为一个十足的德国人。
可以肯定的是，对凯斯勒那一代人来说，尼采的一些观念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德国的英雄精神：经由斗争而获得新生，权力意志，人承担上帝的毁灭和创造的任务。1895年，凯斯勒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二三十岁、略有教养的德国人，其世界观没有不部分受惠于尼采的……”凯斯勒显然受到了尼采关于伟大艺术来自狂喜状态的观点的影响。而一旦这种状态施诸国族政治，危险便随之来临。
但是，如果凯斯勒仅仅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我们或许未必会带着如此愉悦的心情来阅读他的日记。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因为他在时代所接受的观念中挣扎。他太世界主义了——出生、教育、喜好无不令他如此——以至于他无法成为一名轮廓分明的民族主义者。然而，由于同样也沾上了一些时代的观念，凯斯勒并没有把这斗争进行到底。
他的日记在许多层面上都令人着迷。这首先是一部观察敏锐、机智诙谐、时而狡猾的欧洲文化和上流社会编年史——时间横跨世纪末到一战，然后是1918年到纳粹上台。日记的第二部分覆盖魏玛时期，广为人知，曾在1971年被译成英语。日记的第一部分结束于1918年，直到五十年后才被发现；因凯斯勒1933年从纳粹德国逃到西班牙的马略卡岛时，把它藏在了一个保险箱里。不论是一战前还是魏玛时期的日记，都有一种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翩翩起舞的晕眩气氛，一种灾难正在逼近的感觉——他在1920年代已有不祥预感，在1900年代则是贵族式的漫不经心。到希特勒掌权的时候，凯斯勒绝望，幻灭，惊恐。而在1914年，他仍把战争视为一次浪漫的冒险。
他的一战日记中最叫人毛骨悚然的一篇，写于1915年1月16日波兰和奥地利的边境。他在一间小而空旷的火车站候车室里和一干军人同志吃晚饭。“我没什么心情来谈论伟大的冒险，然而，我们却处在世界史上最具冒险精神的一次旅程之中。”这座火车站的名字叫Oswiecim，它更为后人熟知的名字是奥斯维辛。
谁是哈里·凯斯勒？他1868年出生于巴黎，母亲爱丽丝·布洛斯-林奇是英裔爱尔兰人，十分漂亮，父亲阿道夫·凯斯勒是来自汉堡的银行家，一家人住在巴黎。平日里，爱丽丝和客人——莎拉·伯恩哈特、爱莲诺拉·杜丝、亨利克·易卜生一起在她的私人剧场表演小型戏剧。假期是在德国的温泉浴场过的：有一年在巴特埃姆斯，年迈的德皇威廉一世对正巧在那儿度假的爱丽丝一见钟情，因此也有谣言称哈里是威廉一世的私生子。但事实上，凯斯勒日记的英译者莱尔德·伊斯顿在译者导言里（这篇导言颇有助益）指出，爱丽丝是在哈里出生两年以后才遇到德皇的。1879年，阿道夫被授予爵位，表彰他对巴黎德国社区的贡献。
凯斯勒早年的求学生涯是在英格兰阿斯科特一间寄宿学校度过的。凯斯勒是一名纤弱的德国少年，他很可能经常被同学欺负。然而，当回忆起在英国的学生时代，他却恋恋不舍，充满向往，这与他的同性恋倾向不无关系。正是在阿斯科特，在波茨坦——他后来在这里接受了陆军训练——“我尝遍了也许是世界上最暴力、最私密的痛苦，但是，只要能让我再尝一次这痛与乐的混合，我宁愿献出生命中所有无忧无虑，甚至是幸福的时刻”。他在1902年漫步温莎，重温青春一幕：“在伊顿，看见那些衣着轻盈，聪明灵巧的少年，我依稀有种似曾相识之感。”
凯斯勒的日记始于1880年，其时，他还在阿斯科特。日记由极好的英文写成，不出意外的是，它们表达了一个傲慢的上流阶级学生的观点。当时伦敦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四处是游行示威，由此还诞生了著名的1886年《取缔暴动法》。对此，凯斯勒写道：“究竟为什么不命令皇家骑兵队去驱散这些暴徒，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可以挥舞起宝剑；真的，为了挽救伦敦最富有的那群人，为了使他们免受强盗的恐怖，干什么都不过分。”
在1891年，日记突然从英文变成了德文。凯斯勒对母语当然也很精通，丝毫不比他的英语逊色。只不过，日记的英译却给人一种凯斯勒德文不灵光的感觉。语法总是乱糟糟的，句子疙疙瘩瘩，好像带着某种粗重的德国口音，错误更是不计其数。“Kaserne”的意思是部队的军营，而非驻扎在城市里的兵营（casern）。“Genial”的意思不是亲切的（genial），而是聪明的，字面上说就是“像天才一般的”。“Schallplatten”，也就是唱片，通常在英文里不会翻译为“留声机的转盘”（gramophone platters）。把schleppen翻译为“拖曳”（schlepp）——他们“拖着小孩子”——听起来像意第绪语，我确定这不是作者的本意。还有把Kaiserhof饭店说成是Emperorhof饭店，很怪。此外，翻译对这位伟大的世界主义者在欧洲走过哪些地方也掌握得不够充分：是[荷兰的]海牙（Hague），不是[奥地利的]哈格（Haag），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Antwerp），不是[法国的]安特卫普（Anvers）——起码，在英文文本里，这样写是不对的（译注：Antwerp是比利时的城市，法文里作Anvers，巴黎有一个Anvers地铁站）。
但即便凯斯勒决定首先要忠于德国，他也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作为一名有抱负的外交官、艺术品收藏家、好书的出版商，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巴黎。在那里，他和雕塑家罗丹、阿里斯蒂德·马约尔（Aristide Maillol），诗人保罗·魏尔伦建立了友谊——魏尔伦对俾斯麦的演讲表示出了一种奇怪的喜好。在英格兰，凯斯勒认识政界和艺术界大多数的重要人物。他也是一些季节性活动（比如季节性比赛）的常客，他总是带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去关心各种细节。他注意到了德比的一项主要娱乐活动：“把一枚大头针抛向一个活的黑鬼，他会把头伸进一个洞，只要一便士，任何一个愿意玩的人都可以往他的脑袋上扔球，击中目标就有奖。”
1892年，凯斯勒开启了他的环球之旅。他首先来到美国。他偏爱纽约的女人，远甚于男人：社会上的男人都是“商人，年纪大的总是很俗气，年纪轻的多半很无聊，吵吵闹闹，还长着溃疡”。他喜欢日本。在日本，“即使是最普通的老百姓都举止得体，谈吐自然，这无疑使那些粗鲁麻木的欧洲人比起一般的日本人来，更像是野蛮人”。他并不怎么关心大英帝国在印度的虚饰，而是喜欢从恒河上欣赏贝拿勒斯的景致，“迷人，多彩，跃动，美不胜言”。接着他去了埃及，再经由西西里岛回到欧洲，在阅尽东方种种“奇异而怪诞的景象”后，他很高兴看到了自己“熟悉的地方和城市”。他“甚至对意大利陶尔米亚镇上的巴洛克老教堂感到欣喜，如今，它被改造成了一家剧院”。
要不是到了魏玛时期，凯斯勒是不可能变成和平主义者的，更不用说社会民主主义者了。魏玛时期的凯斯勒被称为“红色伯爵”。但即使到了这个民主需要被竭力维护的时候，凯斯勒照样是个社会势利眼：他无法对那些来自普通人的民选代表产生好感。不过，尽管他总是被欧洲各大首都的上流社会所吸引，他还是能用自己刻薄的眼光，看穿后者的矫揉造作。比如一次他和范居尔埃男爵夫人还有她的同性恋人里科太太一起在巴黎打发晚上的时间：
她们告诉我，她们收集香水，收集一切和香水有关的东西。这个彻底自命不凡的社会，它的品位加起来和一个身体健康的村姑差不多：居尔埃这个女人……她夸耀说，“她痴迷于哥特风”，说得有多新鲜似的。后面来的博尼·德卡斯特兰这样形容里科：“她只喜欢她能舔的东西，她只关心舔起来味道好的东西。”
凯斯勒还加了一句：范居尔埃夫人的娘家姓罗斯柴尔德，但她“看起来不太像是犹太人”。这是在为她说好话吗？我们并不清楚。
同性生活的一大优点是它经常能打破阶级壁垒。凯斯勒爱人的社会出身并不总是和他一样，比如“小海军学员莫里斯·罗森”和“小科林”——一个法国自行车运动员。凯斯勒以一种排他性的审美眼光来看待这些男孩子，仿佛他们是他喜欢的那类男子的标本。在白教堂拳击场，他这样描述他喜欢观赏的男人类型：“他们当中一些瘦长的、练得结实的小伙子，美极的那种。不是像希腊人似的完全血统纯正，而是漂亮瘦长的混血儿。”不过凯斯勒不光和他们发生肉体关系，他还喜欢缠着小海员和小科林读文学：比如巴尔扎克。
凯斯勒最亲密的朋友是一些有才华的“局外人”。尽管来自上流社会的他通常蔑视犹太人，但他最亲近的两个朋友，维也纳剧作家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和政客兼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都是犹太人，虽然他本人对此也不是完全乐意。凯斯特的反犹主义值得我们稍许多停留一会儿，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他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观点，甚至，理解他为什么会变成一场毁灭性战争的拥趸。
在凯斯勒的日记里散落着一些别人关于犹太人的不友善言论。比如德加1907年在谈论一个成为法国公民的比利时犹太人时说：“这样的人不配和我们做一类人。”又或是理查德·瓦格纳的遗孀科西玛在1901年论“犹太人问题”：“她认为犹太人很危险，因为他们和德国人不一样……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于是像道德、诚实这类事情统统成了问题了，但本来这些事情都不该作为理性反思的一部分。”凯斯勒记录下这些言论，不予置评。
凯斯勒好友瓦尔特·拉特瑙的观点被详尽地抄录了下来。拉特瑙认为，在《塔木德经》的辩论进行了两千年之后，犹太知识分子“本身变得十分贫乏”。德国人则不一样：“他（拉特瑙）越了解德国人，他对德国人的尊重和仰慕就越多一些。”这句话记于1906年。十六年后，当拉特瑙挽救了一战时期德国的战争工业，这位伟大的德意志犹太爱国者却在柏林被两个极端民族主义者杀害。随后，啤酒店里就响起了脍炙人口的小调：“干掉瓦尔特·拉特瑙，去他妈的犹太猪。”
凯斯勒本人的观察总会涉及外貌。关于他朋友的犹太妻子伊西他这样写道：“伊西的外表有某种让我感到厌恶的东西，就好像她是属于另一个物种似的。”这句话写于1899年，两年后，对同一个人，凯斯勒写道：“她有一个棕色的、有魔性的，有时几乎是好看的样子，但她就是长得让我恶心。”这种厌恶或许与伊西是个女人有关。但对一个把审美趣味作为其社会、政治、艺术判断的首要标准的男人来说，这样的言论毋宁是颇具代表性的。
审美至上使凯斯勒很容易受那些其实是有毒的观念侵害。1896年，凯斯勒思考了现代社会的性质。他说，封建国家，以及忠诚和荣誉这样的封建准则，被王朝国家所取代，后者基于的是统治家族的利益，而王朝国家接着又被“以民族主义和语言为纽带的种族国家”取代。虽然凯斯勒对法国人的（反德）沙文主义毫无同情心——更不用说那种带有反动罗马天主教色彩的沙文主义，他斥之为“民族主义之顽疾”——但他显然能从种族国家中看到一种美。1904年6月20日的一篇更令人不安的日记如是写道：
我想看到有人能在某个地方定居，把追求身体（种族）的美化（beautification）作为一生的事业：他可以花十六年的时间来组织运动赛，推行卫生保健，补充穷人营养，他甚至可以安排包办婚姻。
在一个后大屠杀的时代，这样的观念无疑是令人憎恶的，尽管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比如新加坡，那里的人们还在某种程度上相信此类说辞。可毕竟，凯斯勒是在1904年，而非1935年写下上面这段话的。在他的观点里并没有暗示任何暴力。他只是试图用一种乌托邦的美学视野来勾连他的社会观和艺术观。凯斯勒不是瓦格纳，他没有幻想中世纪的德意志；在他那里，也不存在其他形式的日耳曼哥特主题，他认为这样的东西太庸俗了。他的理想是古希腊。这同时是一个情欲的和政治的理想。他在1908年写道：“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可能在不和过去（基督教）决裂的前提下找到出路，有没有可能带着一颗道德心，对色欲、裸体，对生活的全部，像希腊人那样说是？”
凯斯勒是在奥林匹亚写下上面的句子的，那时他正同马约尔（法国雕塑家）和霍夫曼斯塔尔一起游历希腊。马约尔总是喜欢讨好他的主顾，说了所有关于希腊的正确的话。他和凯斯勒分享了对臀部的喜好：这先是从一群“船员”在那不勒斯湾潜水找金币想到的，再是——不那么明显地，从帕台农神殿的圆柱想到的，马约尔说这些圆柱“像女人的屁股”。后来，在巴黎，马约尔表达了他对尼金斯基的热爱：“他是绝对的爱若斯。之前你想知道希腊人的灵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现在你看到了——就是从像他这样的年轻人那里。”
在崇拜希腊的一切这件事上，霍夫曼斯塔尔的兴趣并不大。这几乎毁了他和凯斯勒的友谊。而当霍夫曼斯塔尔承认他在酒店里翻了凯斯勒的行李之后，他们的关系变得更紧张了。“在某些地方，”凯斯勒写道，“我们之间的鉴赏力有明显的区别，这或许是种族的区别。”
然而，凯斯勒拒绝陷入瓦格纳式反犹主义的深潭。其实，倒是拉特瑙，似乎是在肯定的意义上，提到了阿瑟·德·戈平瑙（Arthur de Gobineau）恶毒的种族主义观点，在——还会在哪儿提的呢？——在一场关于希腊的辩论中。凯斯勒如是阐述了他朋友的观点：希腊人在五世纪失去了他们本质性的东西，变得空虚，“其时，善好的、强健的、金色的血统被低等种族的黑色血统排挤了出去，这大约发生在波斯战争开始之后”。凯斯勒则不认同他的犹太朋友：“种族问题太过复杂了，并且还有许多不清不楚的地方，因此尚不能从中得出如此一般且毋庸置疑的原理……”
凯斯勒不是唯一一个把古希腊视野投射到自身时空的人。想想那些装饰大英帝国的希腊罗马式廊柱。但凯斯勒提供的是一个情欲的视野，他在其中注入了打造德国性乌托邦（sexual utopia）的希望：在这个乌托邦世界里，男人能在北方的阳光下，光着身子，自由起舞。1907年从德国到巴黎后，他评论道，似乎所有的德国人都在讨论鸡奸和齐柏林飞艇。他希望这会导向
一场性革命。通过这场革命，德国将很快公然取代英法在此领域的领导地位。在1920年左右，我们就将在“美少年之恋”上创造纪录，就像斯巴达在希腊世界那样；只是今天我们还没做到。
也许是没有。但一个月后，他回到柏林，谈到德国的新一代：
处处是感官的苏醒，尽管常常只是某种隐晦的对美的渴求。对我而言，一个初步的例子是：普鲁士卫队的军官——在我的年代只是一个下级军官，会让普法伊尔——过去也就是一个军校生、一个男孩，变得像画里一样美：喝醉了然后扒光他的衣服。
凯斯勒希腊理想模型的反面是罗马。罗马“华丽的暴发户风格”依然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和犹太银行家妻子的钻石，或者最近芝加哥百万富翁的赛艇一样，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冒犯了凯斯勒美感的东西：“美国化”的未来，威胁要取代“种族国家”的“被经济统一的国家”。美国化：廉价，贪婪，肤浅，庸俗，做作，肮脏。而象征美国化暴发户的正是：犹太银行家的老婆。
凯斯勒的德国，混合着一种对希腊情欲、审美的幻想，是一个想象中的乌有之乡。凯斯勒本人也知道这点。他在1908年12月从巴黎回到科隆，写道，尽管他如此喜欢“待在异国的隔绝之感”，但也不会放弃魏玛和柏林：“它们是我生活的背景，一种神话般的背景，几乎类似于‘天堂’之于基督徒。”他相信，值得为了它，与西方势力决一大战。
凯斯勒的战争描写非常特别：生动，且带有典型的凯式浪漫主义。在1915年同俄国的战役中，他纵情于军人的同志之爱——快乐的年轻人徘徊
在这生命的最后边界，脚步轻快……空气呼吸起来像香槟，还有光亮，可供年轻的眼睛享用。这里布满的是希腊的死神，美丽的，轻柔摆动着的青年，而不是可悲而丑陋的骷髅。
他读到一篇讲“德意志内在转型”的文章后，沉思起来：“‘新人’，作为德国战时转型的结果。这个神秘的目标同样鼓舞着我。”把这句话和下面这句对比：“犹太人，多得像虱子似的坐在每一个村庄……”
尽管有像香槟一样的空气，凯斯勒仍旧可以清晰地看到战争的恐怖。在俄国前线：
这里的战斗一定尤为惨烈。不少尸体的头骨有一半被扯了去，脸凹陷着；许多都是来自谢米诺夫警卫团高大、漂亮的少年。
他直到最后还是想要相信德意志的胜利，他甚至这样推测：在美国人的金钱面前，德国有“我派遣的我们犹太人的狡猾，加上我们的效率”。
失败的迫近使凯斯勒陷于绝望。但至少，这让他能够用一种更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写道：“战争根除了旧道德，比一千个尼采做的都多。”他担心“整个欧洲世界已经开始动乱，所有产生自战壕的怒火将要卷土重来……”在苏黎世看画展和木刻展（高更、修拉、基希纳）时，他再也无法找到弥合美学理想和政治理想的办法了。于是他写下了一则相当具有启示性的日记。1918年3月27日：
在这（艺术）秩序和政治-军事秩序之间，张开了一道巨大的鸿沟。我站在深渊的两边，往深渊里凝视，晕头转向。过去有各式各样的桥梁连接两边：宗教、神话、教士-政治。今天，它们统统坍塌了。
从废墟中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唯一方法是“借助一种获得一致认可的新意识形态”。新意识形态很快就会来到德国，并将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新意识形态要归功于凯斯勒本人所拥护的那些关于种族、青年和纯洁的观念。作为下一场世界大战导火索的这个新时代，将会是凯斯勒所梦想的那个充满活力、具有男性气质的种族社会的怪诞版本。凯斯勒届时会彻底反对尼采精神（ethos）。但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凯斯勒的日记很值得一读。作者的文字总能令人兴奋，并经常给人带来快乐，在作者的陪伴下，我们能收获一次愉悦的阅读体验。但是，这些日记也包含了一个瘆人的教训。这是一个在他的时代具有极高教养的世界主义者，一个献身给欧洲文明的知识分子，但他却支持那些包含了毁灭性种子的观念。这对我们自己的时代有什么教益呢？如今，新的关于保卫西方文明，反对外来信仰的观念同样在欧洲广为流传，这些观念是不是同样有毒？呵，高度复杂的文化并不是抵制可怕观念诱惑的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