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编书卖书的出版人，即使在他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当中，詹宏志拥有过200多种不同的名片。
他早年在报社做编辑，负责代表《联合报》向古龙催稿；之后又去了滚石唱片，经手的艺人是罗大佑；接下来他又做过电影的监制，作品包括“台湾新浪潮电影”时期的代表作——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以及杨德昌的《牯岭街杀人事件》；现在，詹宏志的身份则是PChome的创始人兼董事长，这是一家出版集团，但同时又是台湾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
虽然做了那么多不同的工作，但是詹宏志说他只不过是把自己做出版的经验搬到了其他行业里。
今年的上海书展上，詹宏志也出现了。他这一次来是为了宣传他的新书《旅行与读书》。顾名思义，这是一本讲述詹宏志旅行读书的随笔集，记录了他在意大利、印度、印尼、日本、土耳其等地的旅行见闻。
他捧红罗大佑，撰写侯孝贤经济学，都取法出版业
詹宏志把自己写作这本书的感觉形容为一个喋喋不休的返乡浪子：“体能已衰却谈兴颇高，他兴致勃勃对着那位未满二十的年轻自己叙述窥探他种人生的各色经历，至于那位年轻人是否有兴趣倾听，却也不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
詹宏志的“他种人生经历”远比这本旅行笔记中记录的更复杂。公知、作家梁文道说的“没有詹宏志，就没有今天的台湾”，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句夸张的话。
1983年，詹宏志从纽约回到台湾，赋闲在家。在他前往台湾之前，詹宏志就已经在《时报周刊》担任了总编辑一职。那一年是滚石唱片在台湾成立的第三个年头，詹宏志的一个学长就找到他，邀请他成为滚石唱片企划部的总经理。
在滚石唱片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詹宏志最得意的宣传案例就是罗大佑。当时的台湾唱片业最主要的营销方式就是在电台打歌，参加电视节目的录制增加曝光。詹宏志完全不懂这一套的运作，不过他负责的艺人也没法这么做，因为罗大佑的歌词在当时受到审查的影响，不能参加电视节目，也不能在电台上播放。
传统的方式行不通，詹宏志就把做书的营销方式搬到了罗大佑的身上，开记者会、接受专访、发布了大量的文字资料。罗大佑也因此得到了曝光，成为日后的台湾音乐教父。
他捧红罗大佑，撰写侯孝贤经济学，都取法出版业
进入电影业的契机也差不多。侯孝贤、杨德昌这样的台湾导演没钱拍电影，詹宏志就想到利用出版业的经验帮助他们找到投资。正如书籍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是海外版权收入，詹宏志就决定在国外碰碰电影的运气。
当时，詹宏志没有一个镜头，也没有任何一张剧照。他给日本一家连续两年主办东京国际电影节的杂志集团写信：“你愿意出当时四百万日元来取得《悲情城市》在日本的映演权？”对方深感兴趣，觉得侯孝贤的电影可以作为他们开启电影事业的起点，就回信说愿意。
虽然这种做法在今天的电影行业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当时的台湾电影行业还是依赖于电影票房本身。为此，詹宏志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章《侯孝贤经济学》：“侯孝贤的电影根本不需要卖座，他的作品在欧美诸多国家的影院和图书馆都有需求，（如果经营成功）这些授权、收藏和放映收入整体来看绝非小数目；投资侯孝贤甚至比投资成龙还安全。”
今年的上海书展上，我们和詹宏志聊了聊如何把传统出版业的经验用于其他行当，以及，华语世界的第一份网络报纸计划《明日报》为什么飞快地宣告破产。
他捧红罗大佑，撰写侯孝贤经济学，都取法出版业
Q：好奇心日报；Z：詹宏志
Q：您从事过这么多不同的行业，包括唱片、电影、媒体、出版、电商，您最认同的工作是哪一种？
Z：应该这么说，我一生都是一个编辑，一生都是一个编书卖书的人。我如果因缘际会做了别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有点因缘际会，我的工作方法常常都是把我对书的理解拿过来应用到别的地方。
我第一次去做唱片公司，做了滚石的总经理，我对当时的唱片业一点都不懂，工作方法也完全不懂。第一个案子是罗大佑的唱片，在当时的台湾，歌曲是审查没有办法通过的，不能在电台上播，不能在电视上播。原来的方法本来也不能用，所以要诉诸于文字，所以就开记者会，让他接受专访啊什么的，发了大量文字的资料，和出书是很像的。也因为这样，我就避开了转行困难的问题。
Q：如果说唱片业和出版还都是属于广义上的传媒行业的话，感觉互联网、电商这些和出版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领域，您做互联网也能用到出版上的经验吗？
Z：互联网也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地方不一样。我去参与互联网是因为我以为它是一个新的印刷术，我是个传统出版人，我看到互联网，第一个注意到是它的媒体的性质，一个内容复制传播最有效率的工具。印成书这个工作在硬碟里完成，浏览器一打开，复制也就完成了，再远的地方一秒钟也就运到了。互联网就是印刷术啊，我是一个做出版的人，我应该在上面学习做出版，所以我做互联网一开始是个内容网站。
Q：您是怎么想到从一个内容网站转去做电商的呢？
Z：这个是这样的，首先我有个全世界最早的内容发送平台叫做 e-paper 电子报联盟，这是 1996 年我做的事情，把是自己的内容做成电子报，你可以订阅，我发送到你的邮箱里，我当时是为了解决频宽不足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都还用调制解调器的时代，下载一个照片要一个钟头，同时有 1000 个人上网，你的网络就塞住了。
到了1996年底，我就可以发送5700万份报纸，台湾当时也只有2000万多人口。而且我发送的报纸也不止是我自己办的报纸，空中英语教室在我这里也有报纸，讲笑话的报纸也可以通过我的系统发送。所有有内容的人都可以来我这里建立报纸，我只要建立一个发报系统就好。
这个量比我实体杂志还要大，我就感到这是一个力量。我看到我每天可以送这么多报纸到别人家里，把内容送达和把货物送达都是一个意思啊，所以2000年我就做了自己的电商，亚马逊式的电商，你来定，我把货送给你。
Q：为什么您会觉得出版行业的规律适用于其他所有行业呢？
Z：其实是因为我只懂出版社，我用这个知识去看所有行业。另外一个人了解其他行业，来看各行各业，我相信本质上都是通的。
Q：那在您看来，出版业能够适用于各行各业最重要的规律是什么？
Z：出版行业的特质是很多人在看很多不同的书，有的书很多人看，有的书很少人看，所有人都和这个事情有关。有时候我们有大众的工作方法，有时候我们有分众的工作方法，有的时候讯息很快，有的时候讯息很昂贵，我们要设计出各种不同的接触读书的人的方法。
那对我来说，出版的这种，一个出版有各种市场的事实，一旦学会了，所有的行业都是这个样子的。出版恰巧具备了各种行业加起来的特色，因为出版本来就是各种不同兴趣和知识所构成，这种多样性和多种行为，这个事是你一旦理解出版，就能够理解各种行业。
Q：您做出版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像2000年的《明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您当时动员了200多名记者参与，成立了华语世界的第一份网络报纸，结果1年时间就以亏损3亿新台币而告终。
Z：《明日报》的失败对我来讲是刻骨铭心的，因为我招募的 200 名记者，都是自己报业中很出色的记者，这些人流落到重新找工作，很愧疚。
今天回头看，为什么当时我觉得《明日报》可行，是因为传统的新闻写作方式是编辑帮助读者决定了新闻的重要性，头条新闻800字，二条新闻600字，这是我们帮读者做的决定。但是从读者角度看，有些我们觉得不重要的东西，读者觉得很重要。所以我就希望要长要短要多要少，读者自己决定。于是我们就把新闻变成多层的写法，每一则新闻的第一页都是200字，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那么点下一层就会变成600字，再点下去就变成1000字，再下去就是记者写这1000字所有的根据，素材，还原到你可以自己做判断的地方。用工具的特质重新去想生产方式。
后来我觉得，即使发到1000则新闻也还不够。小学生可能觉得自己班上的新闻很有趣，那我就鼓励小学生自己来写新闻，办一个个人新闻台。到后来，用户提供的内容数量远远超过记者所提供的新闻数量，但上来的人也不一定是写新闻，他可能去写心情日记，写看电影的影评，写他自己的饮食经验。后来博客出来，我才知道我做了一个博客的前身嘛，但这个理解太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