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年，他在北京最常出没的地方几乎没变，都是三里屯和望京。他几乎是第一批搬进望京的人，“1998年，一千多块能租一个大房子自己住”。那会儿老狼也缺钱，黄小茂刚刚失业，搞摇滚的兄弟有上顿没下顿，陆陆续续都搬到望京。
2000年年初，尚未繁华的望京，一群昼伏夜出的年轻人，泡完吧各自回家睡到下午，醒了再凑到一起，看电影、听音乐，或者不干什么，只是一起待着。
“那个年纪，没法独处，大家都一样。为什么年轻人的房间里永远放着音乐呢？有音乐，不孤独。”黄觉说。
他后来不再跳舞，转行成了模特，在小圈子里还有点名气，有拍摄或者走秀就出去干活，没工作就跟大家一起混。他弄来二手乐器和设备，在家写歌，没有一首正式发表过，但黄觉心里觉得，跳舞、走秀都是谋生手段，只有做音乐才牛B，才是正经事。
可到了二十五六岁，黄觉开始质疑这种过于随心所欲的状态。眼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情绪崩溃，跌入谷底，他开始恐慌。
“起码有个可以一直做的事，让生活别再漂下去了。”黄觉认真地想过做歌手，去找老狼和黄小茂，商量着找首歌唱，把自己捧红，“不说火遍全国吧，至少可以像老狼一样，有首歌出去走穴”。
这类不靠谱或者投机的点子，黄觉承认有过很多。直到周迅把他引荐给李少红，过上了剧组“班儿逼”一样的生活，他才从这种乌托邦式的漂泊中彻底落了地。
他没有强烈的上进心和企图心，不为什么折腰，李少红看中的正是这种松弛的状态。
黄觉曾交过一个女朋友，是外交官的女儿，每四年换一个地方生活。几个城市换下来，姑娘再不敢在任何地方交好朋友了。这让黄觉感到“我在剧组的生活和她一样”。每次在一个剧组待两三个月，大家刚混熟就散场，一年好几次这样的聚散，“慢慢人就冷漠了，开始自我保护、自我封闭，不在交际上费太多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