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维塞尔：在人性的暗夜中寻找光亮

维塞尔那满是创伤的脸、充满哀愁的眼睛，几乎成了大屠杀“见证者”遭受非人磨难的自然写照。他的离世，或许标志着大屠杀记忆进入了一个不再有大屠杀“幸存者”的“后幸存者”时代。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共同记忆，以“忆恶颂善”的方式塑造着西方社会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体认，在当代西方世界的集体记忆和社会文化中占据了一个非常显要的地位。作为西方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为暗黑的噩梦，纳粹大屠杀至今仍深深震撼和困扰着人类的良知。那些亲历大屠杀、向世界忆述大屠杀的“见证者”，也由此经常被视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被视为承载了守护人类良知的使命。以犹太幸存者为主的“见证者”群体也由此在西方社会政治中赢得了强大的道义话语权。埃利·维塞尔（ElieWiesel）正是大屠杀“见证者”群体的代表，也是塑造西方（尤其美国）大屠杀记忆文化的关键人物之一。

他那满是创伤的脸、充满哀愁的眼睛，几乎成了大屠杀“见证者”遭受非人磨难的自然写照。这位大屠杀亲历者通过写作“把个人的关注化为对一切暴力、仇恨和压迫的普遍谴责”而荣获198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2016年7月2日，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享年87岁。他的离世，或许标志着大屠杀记忆进入了一个不再有大屠杀“幸存者”的“后幸存者”时代。

文/汪舒明（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记忆大屠杀：从安妮·弗兰克到埃利·维塞尔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大屠杀记忆在西方（包括以色列）仍然处于一种被压抑、受回避的状态。幸存者在集中营所亲历的令人毛骨悚然，与美国社会主导性的乐观主义情绪以及以色列崇尚英雄主义的锡安主义意识形态异趣，也与冷战时期西方社会试图重振西德以对抗苏联的战略相悖。即使幸存者的家人也往往对之充耳不闻、闻而不信、信而不解，甚至往往将幸存者们追忆那段不堪往事的强烈愿望视为对平静生活“喋喋不休”的严重滋扰。绝大多数幸存者只能对这段不堪回首的悲惨往事保持沉默，承受记忆的重负。在那个时代，唯有像《安妮日记》那样对人性良善充满乐观基调，或者像《出埃及记》那样以英雄主义为主调的作品，才易受到广泛接纳，而阴森可怖的大屠杀见证文学则难以流传。

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维塞尔也拒绝写作和谈论在大屠杀期间的经历。直到1952年采访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弗朗索瓦·莫利亚克，并在这个忘年交的鼓励下，他才开始考虑对亲历的大屠杀进行写作。1955年，埃利·维塞尔以自传体形式完成的回忆文学《夜》在法国出版，英译本于1960在美国出版。然而该作品起初并未获得广泛关注，在美国首印的3000册英译本用了3年才卖完。

艾希曼审判后，沉默的坚冰在西方社会打开，大屠杀幸存者开始讲述他们的经历，有越来越多的大屠杀见证文学和研究著作开始面世。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都使犹太人担心再次面临大屠杀式的灭绝，从而进一步唤醒了犹太人的大屠杀记忆，并将推进大屠杀记忆和教育置于其议程的关键地位。以色列国际地位的恶化，也驱使美国犹太组织积极将大屠杀记忆推向美国公共舆论的前沿，为犹太人和以色列争夺道义资本。此前被视为“行尸走肉”而受到冷落的“大屠杀幸存者”，很快变成了一种荣誉头衔，四处接受邀请，抛头露面，向学生、公众讲述他们所经受的磨难。他们不仅会引起同情，而且还会获得羡慕甚至敬畏。由于承载着大屠杀这种极端事态的记忆，他们被视为承载着关于人性和道德的独特见识。大屠杀的典型象征由安妮·弗兰克变成了幸存者代表埃利·威塞尔，而后者出自犹太教正统派，倾向锡安主义和犹太民族特殊主义。

在此过程中，维塞尔到处奔走于不同国家的社区、会堂、集会和首都之间，传播大屠杀记忆，并以大屠杀记忆来塑造未来。大屠杀记忆成了他的信仰和生命，而他也很快成为“见证者”群体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他关于大屠杀记忆的写作也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共有57部著作先后问世，许多著作都成为畅销书并荣获重要奖项。曾受冷落的《夜》在西方一再重印，最终被翻译成了30多种文字，光在美国就卖出了上千万册。1978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为缓和因阿以和谈及对沙特军售等问题而恶化的对犹关系，争取大选连任，推动建立了“总统大屠杀纪念理事会”。鉴于维塞尔的影响，卡特任命他为该理事会的首任主席，并支持在华盛顿筹建“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在维塞尔等人的长期推动下，该馆最终于1993年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的显要位置（杰斐逊纪念碑和华盛顿纪念碑中间）建成开馆，美、以两国总统共同出席开馆仪式。该馆建成与《辛德勒的名单》的上映，以及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宽容纪念馆建成开馆，这三大事件都发生在同一年，凸显出大屠杀记忆在美国主流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影响。不仅如此，维塞尔还在大屠杀幸存者群体的支持下，坚持大屠杀受难者主要为600万犹太人，并使之成为主流提法。他担心，时间的流逝终将冲淡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特殊劫难，乃至最终被遗忘。在这一问题上，他与被誉为“纳粹猎手”的西蒙·维森塔尔以及时任总统卡特都存在矛盾。后者倾向于将在集中营中死于非命的500万非犹太人也纳入大屠杀受害者的范畴，大屠杀受害者的人数应该为1100万。

图左为1943年，15岁的维塞尔；图右为采自1960年首次英译版译文的1982年英译版《夜》的封面。

“为了已经逝去的，为了正在世间的，我们必须见证”

如果将大屠杀比作“暗夜”，那么不同的大屠杀“见证”文学记忆和感知了“暗夜”的不同阶段和不同侧面。《安妮日记》的写作在安妮被捕送往集中营前就已经结束，暗黑使者仍在路上。尽管安妮藏身密室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苦难，但这些苦难尚难与真正的灭绝营相提并论，尚不足以摧毁一个乐观少女关于人性良善的理想主义信念。倘若安妮能挺过集中营的磨难，不知她是否仍能坚持人性乐观主义的基调？而西蒙·维森塔尔在《向日葵》一书中面临的场景，则是大屠杀的“暗夜”即将过去，濒临死亡的德国士兵向一位幸存者忏悔，寻求宽恕。

维塞尔的《夜》则直面最暗无天日的“暗夜”，直面人性中的“暗黑”：暴力、死亡、恐惧、绝望、无情、幻灭，还有死寂的灵魂、扭曲的人性。这本书表达着对上帝、德国人乃至犹太同胞的愤怒。在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就永远改变了他的生命和信仰：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夜晚，那是在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它把我的整个一生变成了漫漫长夜，被七层夜幕严裹着的长夜。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烟云。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孩子们的小脸，他们的躯体在岑寂的苍穹下化作一缕青烟。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火焰，它们把我的信仰焚烧殆尽。我永远不会忘记黑洞洞的寂静，它永远夺去了我的生存意愿。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它戕杀了我的上帝、我的灵魂，把我的梦想化成灰烬。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即使我受到诅咒，像上帝一样永生不死。永远不会。

捍卫大屠杀记忆、为黑暗做见证，在维塞尔那里是一项有着神圣性的使命。对于苦难的记忆往往让人难以忍受，许多人宁愿选择遗忘。而维塞尔则不堪忍受遗忘，致力于与遗忘做斗争。即使如时任总统里根也难免为之受其道义压力。1985年，他为阻止里根访问有党卫军成员埋葬的比特堡德国烈士陵园，在众多媒体的众目睽睽之下突然转向里根，以一种充满悲怆的神情对他说：“那个地方，总统先生，不是你该去的地方。你的地方是跟党卫队的受难者在一起。”在那个集会上，里根将为埃利·威塞尔颁发国会金奖，而且里根已经让参议员弗兰克·劳滕堡预先去做威塞尔的工作，让他不要公开批评里根。

“为了已经逝去的，为了正在世间的，我们必须见证。”维塞尔将遗忘视为对受难者的再次谋杀。“如果我们遗忘了，我们就是罪人，就是（邪恶的）帮凶。”在1986年接受诺贝尔和平奖仪式上，他这样表示。他还将记忆视为个体和世界重获拯救的必经之途，是希望之源。他说：“拒绝记忆成为一种神圣的诅咒，它必将使我们重复过去的灾难和战争。我记忆，我绝望。我记忆，我就有责任去拒绝绝望。”

2012年，在纽约办公室中的维塞尔

“无论人类在何时何地遭受苦难和羞辱，我都不再沉默”

“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创伤记忆往往导致特定个体或群体对特定事态敏感化，并驱使他们卷入社会政治行动。大屠杀记忆所包含的强大话语权力，也使大屠杀话语成为社会政治动员的有力工具。大屠杀记忆导致幸存者群体及其后裔存在民族特殊主义与普世主义两种不同的向度，不同的个体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平衡和对冲。民族特殊主义的倾向对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世界各地犹太同胞命运的高度关切，而普世主义则导致他们对世界各地大规模人道主义劫难的高度敏感。“永不再演”的承诺一方面引向捍卫犹太人的安全和利益，另一方面则推动西方以反对种族灭绝重演或反对“慕尼黑阴谋”重演的名义，频频卷入其他国家的内乱之中，“新干涉主义”大行其道。

与受压迫的人在一起，反对冷漠、打破沉默，积极介入当前的社会政治，正是埃利·维塞尔为大屠杀做见证的自然延伸。大屠杀记忆奠定了维塞尔社会政治思想的基调，也为维塞尔的社会政治行动提供了方向、动力和武器。在奥斯维辛的焚尸炉烟灰飘飞的时日，包括犹太同胞在内的世界对难以名状的邪恶保持沉默，对数百万人的悲惨命运和空前劫难冷漠以对，这让维塞尔这样的幸存者愤懑不已，难以释怀。盟军“为什么不轰炸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是幸存者后来严厉责难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国的一个问题。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维塞尔（新“我”）设置了一个与过去那个在暗黑王国中苦恼彷徨的孩子（旧“我”）进行穿越时空对话的场景。在20世纪，人类发生这样的罪行而世界仍然保持沉默，那个孩子就此问他父亲，“这能是真的吗？”又问新“我”：“你为我的未来做了什么？你为你的生活做了什么？”维塞尔向他这样解释道：

我们是多么天真，世界知道（大屠杀）实情却沉默以对。这就是为何我发誓，无论人类在何时何地遭受苦难和羞辱，我都不再沉默。我们必须选边。中立帮助压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鼓励折磨者，而非受折磨者。有时我们必须干涉。在生命攸关的时候，在人们尊严面临险境时，国家边界和敏感性就变得无关紧要。

冷战结束后，他几乎卷入了每一场对外干预行动，为美国的对外干预背书，成为“新干涉主义”的拥趸。1993年，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开馆仪式上，维塞尔在发言中出人意料地转向了坐在他身后的克林顿：“总统先生，我不能不告诉你一些事情。去年秋天我就在前南斯拉夫。自从我去了那里，我就再也不能入睡。……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阻止那个国家发生的流血冲突。”后来的科索沃危机中，他呼吁美国克林顿政府和北约出兵阻止那里发生的“血洗”，并为北约轰炸南联盟提供道义支持。2003年，他还以防止新的慕尼黑、不对邪恶势力妥协绥靖的名义，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在当年的大屠杀纪念仪式上，他这样问时任国务卿鲍威尔：“1938年不正是你们最近关于伊拉克做出决策的主要因素吗？要是在那些年英、法这欧洲两大强国实施干预而非绥靖，那就不会有世界大战，没有奥斯维辛。”2006年，维塞尔联络了6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向小布什施压，要求美国政府委任一名特使处理苏丹达尔富尔危机。2012年，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专门广告，敦促美国政府干预叙利亚危机，阻止那里的“大屠杀”。

“不将犹太人的优先事项作为我自己的优先事项，就是不自然的”

与绝大多数大屠杀幸存者一样，维塞尔首先关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安全和福祉。他坦承，作为植根于民族记忆和传统的犹太民族的一员，他首先对犹太人的恐惧、需求和危机做出反应。他这样说道：

我属于受创伤的一代，……对我而言，不将犹太人的优先事项作为我自己的优先事项，就是不自然的。

1965年，以色列《国土报》委派维塞尔为驻苏联记者。在那里，他与苏联犹太人广泛接触，了解他们受到的重重限制。自身曾被西方犹太人抛弃的经历，使维塞尔很容易感受到苏联犹太人的遭遇。1966年，他出版了《沉默的犹太人》一书，严厉抨击了养尊处优的西方犹太人的沉默。在书的结尾处，他这样写道：“最折磨我的并不是我在俄罗斯遇到的犹太人的沉默，而是我今日生活其中的（西方）犹太人的沉默。”他最早打破了西方犹太人的沉默，助推了一场延续20多年的救助苏联犹太人的国际运动。1987年美苏峰会前夕，数十万人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游行示威，要求苏联放松对犹太人移民的限制，改善人权状况。维塞尔在集会中讲演，他说，“要是我们在大屠杀时进行这样的大游行，就有几百万犹太人能获救。那时，太多人选择了沉默。今天，我们不再沉默。”他成了这一个运动的道德指针。推动该运动的组织专门制作标牌，上面写着“我们是‘沉默的犹太人’吗？”以此来激发犹太社团的支持和参与。

他高度关切以色列的安全，给予无条件地支持。他曾在纽约的一个集会上表示：“我的忠诚首先是对我的民族、人民和以色列的，这阻止我在以色列域外说任何批判以色列的话。”在另一个场合，他这样表示：“要么表扬，要么沉默。流散地犹太人为以色列至少能这样做。”2010年，他在美国四大报纸上发表广告，批判奥巴马政府反对以色列政府在东耶路撒冷扩建定居点的政策。事实上，他还积极支持一个致力于在东耶路撒冷扩建定居点的组织。2013年，他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全版广告，呼吁奥巴马政府向伊朗政府施压，迫使伊朗拆除核设施。在这些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存在尖锐的矛盾，并导致两国领导人之间私人关系紧张。而维塞尔的立场都明显偏向内塔尼亚胡。在他去世几小时后，持自由派立场的著名记者马克斯·布鲁门撒尔就在“推特”发文，严厉抨击维塞尔“从战争罪的受害者变成了战争罪的支持者”，并称此种毫不动摇支持以色列的立场“对以色列的害处大于好处”。而《外交政策》网站也很快发表了一篇同情巴勒斯坦人立场的文章，称维塞尔的道德想象从未临到巴勒斯坦人，甚至批判他有部族主义甚至种族中心主义倾向。

埃利·维塞尔以为暗黑做见证为己任，致力于在人性的暗黑中寻找光亮，被赞誉为“人类的信使”和“世界的良知”。但基于大屠杀记忆形成的摩尼教式的道德清晰，有时难免遭遇历史复杂性的“恶作剧”。我不知道，在伊拉克战争给整个中东带来的深重灾难日益凸显后，他是否曾反思过自身的道德主义立场同样可能导致不道德的后果。也不知道，他的良知是否曾为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