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蛊惑宣传不是真话——否则它就不叫作蛊惑——但它也不是蓄意编造的假话。编出来的东西是很容易识破的。这种宣传本身半疯不傻，作这种宣传的人则是一副借酒撒疯、假痴不癫的样子。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旧俄国有种疯僧，被狂热的信念左有，信口雌黄，但是人见人怕，他说的话别人也不敢全然不信——就是这种人搞蛊惑宣传能够成功。半疯不傻的话，只有从借酒撤疯的人嘴里说出来才有人信。假如我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仅没人信，老农民还要揍我；非得像江青女士那样，用更年期高亢的啸叫声说出来，或者像姚文元先生那样，带著怪诞的傻笑说出来，才会有人信。要搞蛊惑宣传，必须有种什么东西盖着脸（对醉汉来说，这种东西是酒），所以我说这种人是在借酒撤疯。顺便说一句，这种状态和青年知识分子意气风发的猖狂之态有点分不清楚。虽然夫子曾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猖乎”，但我总觉得那种状态不宜提倡。
其次，蛊惑宣传必定可以给一些人带来快感，纳粹的千年帝国之说，肯定有些德国人爱听；“文革”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说，又能迎合一部分急功近利的人。当然，这种快感肯定是种虚妄的东西，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这道理很简单，要想获得现实的快乐，总要有物质基础，嘴说是说不出来的：哪怕你想找个干净厕所享受排泄的乐趣，还要付两毛钱呢，都找宣传家去要，他肯定拿不出。最简单的作法是煽动一种仇恨，鼓励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残害一些人、比如宣扬狭隘的民族情绪，这可以迎合人们野蛮的劣根性。煽动仇恨、杀戮，乃至灭绝外民族，都不要花费什么。煽动家们只能用这种方法给大众提供现实的快乐，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无害的方法，想必他们也会用的。我们应该体谅蛊惑宣传家，他们也是没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