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西北各族人民所创造、享用和长期传承的杰出民歌——花儿，已于2009年9月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得以通过，入选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既是花儿文化圈各族人民的荣耀，也意味着甘、青、宁三省区的各级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门、民间歌手及专家学者，都要承担起保护和传承的责任。如同其它世界文化遗产一样，入选名录，只是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何保护还在于每个国家和地区。就花儿的保护来说，我们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的责任最大，担子最重。《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6条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比较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因此，我们三省区的文化官员和专家学者，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视野，用全局观念取代地方观念，用团结合作取代各自为阵，尤其应当牢固树立“大花儿文化圈”的思维机制，把长期以来形成的“我的”、“你的”、“他的”这种狭隘的意识转化为“我们大家的”、“中国人民的”、“全人类的”这样一些开放的、包容性很强的新观念，本着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大力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协作，以利于花儿这笔重要文化遗产真实性、整体性、传承性的保护和研究。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克服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片面倾向，尤其要提防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的错误倾向，把花儿的保护措施落在实处。
回顾花儿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它的传承除了长期以来民间歌手自发的口耳相传之外，民俗学家、民族音乐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民间文化爱好者们的文字记录、录音、拍照、专题录像和研究成果等，也可说是传承的有效助力。同时，花儿的演唱从山林走向城市，从田间走向舞台，从业余走向专业，从自娱走向市场化，也成为花儿传承和扩大影响的不可忽视的方面。然而，从宏观视野的角度看，建立在传统农牧业经济基础之上的民间花儿演唱及其口耳相传的传统传承方式，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在现代媒体高速发展和大量普及的形势下，它的生存空间正在不断萎缩也是不争的事实，各地参与演唱的人数也在逐年减少。甘、青两省各县的不少青年农民歌手，由于长期出外打工，在花儿会上已经不容易见到他们了。包括花儿在内的许多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着逐步萎缩、后继乏人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国务院文件中才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保护方针。
民间歌手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是花儿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也是制定保护政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定位的核心。如果对“传承”这个概念的丰富内涵缺乏充分的认知，保护工作就很难准确把握和操作。我们认为，以下五个方面是理解“传承”这个概念必不可少的。一是传承主体，即大量的民间土生土长的不脱离生产的歌手；二是传承时限，一般指百年以上、至少有五、六代传人的项目，花儿的产生和传承已有近650年的历史，当然具备这一条件；三是传承形态，世界各国都强调活态传承，“活着并传承着的人”是最重要的；四是传承内容，就花儿来说，主要指它的表演艺术（歌手的演唱风格及其创造性、歌词的即兴创作及对曲令的特殊处理方法等）和相关的民俗活动（如花儿会上的对歌规程等）；五是传承价值，主要指它的历史、文学、艺术、科学这四方面的价值，这是硬条件，起码应具备其中的一两项才谈得上传承和保护的必要性，花儿显然具有这多方面的价值。
包括花儿在内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加以保护，其重要性和迫切性有四点：一是认识历史和恢复历史文化记忆的需要；二是文化创新的需要；三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需要；四是稳定社会秩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花儿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由众多民族共同创造、却主要用一种语言（汉语）演唱的民歌（到目前为止，已知有汉、回、藏、蒙、土、东乡、保安、撒拉、裕固等九个民族参与创作和演唱）。它充分体现了中国西北部多民族文化交融与互补的特点，是各族人民感情交流与思想沟通的重要媒介之一，也是我国民间文化多元一体的明证。所以说，“多民族共创共享”正是花儿这种民歌的突出特点，也是它能够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必须认真加以保护的原因之一。我们必须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必须牢固树立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价值观念，才有可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出现了许多新措施。从全国一些先进地区来看，已由书本或音响载体的典藏向数字媒介载体发展；由单纯的文本、图片记录向图、文、音、像立体化记录发展；由传统的舞台展示、文本传播开始向3D动画、全景全息呈现方式发展；这就为花儿的保护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榜样。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推力，它将带来一系列重大的革新。然而，我们在重视现代科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传承主体——民间歌手，也不要忘了活态保护是其中的核心。我们的麦克风和摄像机镜头，始终要对准他们。不但要记录他们的演唱，还应当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艺术创作和传授技艺的过程，充分展现歌手们的生活史、成长史和传习史，把“以人为本”的原则落在实处。然而，传承人并不是一个个单独的存在，他们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群体和地方文化环境的支撑，才能共同承担起花儿的保护、存续和弘扬的任务。所以说，保护的过程，也是提高广大民众文化自觉的过程。
以往，当我们谈到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时，总喜欢用“原汁原味”、“原生态”之类的概念来限定它、强调它，似乎民间文化是凝固不变的、僵化了的事物。这与我们长期受到“历史遗留物”等说法的影响不无关系，也与我们把眼光过多地投放到“过去”而不太关心“现在”有关。个别人士还把马丁·海德格尔首创的本真性（Authenticity）这一反思性哲学概念作为强调“原汁原味”的理论根据，其实是一种误解。“本真性”这个概念是针对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而提出的，它被广泛应用于许多不同的学科领域。对其阐释，也各有侧重。并且，这一概念似乎还在不断地被充实、丰富、完善的过程中，可说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本真性的核心是真实性。将这一概念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但要牢牢把握真实性这个核心，还应当把全面性、地方性、认同性纳入本真性的思考和阐释范围。全面性就是要求完整、完全，不能截取该文化事象的某一段或局部；地方性是指它的产生和中心流传地区（其中有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不能毫无联系地把甲地的说成是乙地的，更不能把民间的抢过来说成是自己个人的；认同性是指当地广大民众对自己的某种传统文化具有自信、自觉和强烈的认同感，并积极地参与到存续和创新的实践活动之中。与本真性这一概念对立的，应当是指那些只取一点民间文化因由，胡乱编造，却又打着民间文化的旗号将其商品化以谋求经济利益，使其脱离当地民众生活，得不到当地民众认可的造假行为，而不是指民间歌手本人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变革和创新，也不是指艺术家在民歌音乐基础上的严肃改编与再创作。其实，包括花儿在内的民间文化都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正如德国阐释学家伽达默尔所言：“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真理与方法》）这段话里的“我们”一词，主要是指参与某种文化活动的传承主体。我们在花儿的保护工作中，既要关注它“优质基因”（主要指它的形态构成要素、特定的实践方式等）的挖掘、提炼和传承，也要关注它本身的吸纳、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特点，并将其纳入我们的观察和研究范围。比如，现在大家都认可的花儿《下四川令》，原先是流传在甘肃陇南礼县、西和县一带的山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已故著名花儿歌唱家朱仲录先生采集到后，与刘峰合作改词编曲。其唱词为：“一溜溜山来者哟两溜溜山，三溜溜山，脚户哥下了个四川；今个子牵来者哟明个子牵，天天牵，夜夜的晚夕里梦见。”“凤凰展翅者哟三千里，大雁儿，它离了雁群者瘦了；脚踩上大路者哟心牵了你，哎哟哟，喝油也不长个肉了！”这个原先只是两句一首的山歌，被他们改编为河湟花儿的“两担水”格式（即六句一首，一、二句和三、四句之间各有一个半截句），并在甘、青地区传唱，得到了民众的喜爱和认可，在曲调方面也较原先的山歌有所拓展，现在已成为大家公认的花儿了。在甘肃康乐莲花山一带流行的花儿中，每年花儿会都能收集到大量的新唱词，充分展现出民间歌手与时俱进的创作才能。比如，有三首反映农民新生活的花儿非常精彩：“媳妇头发要染呢，女孩儿硬要拉展呢，老伴说是要卷呢，都把时髦要赶呢，全都叫我付款呢。”“镯子买下十对呢，时装挂下一柜呢，皮鞋多者排队呢，我就这么消费呢。”“穷了谋者吃饱呢，富了寻思吃好呢，筷子拿上胡搅呢，馋者要吃野草呢。”像这类由民间歌手自己经过创新、移植、引进而被群众认可的作品和新产生的反映时代新貌的花儿，都属于原创性的作品，应当纳入传承和保护的范围，不能认为它们是“非传统的”而予以否定。还有一首传统花儿，本来是“核桃的壳壳里照灯盏，头发细的些捻子；我维的阿哥脸皮软，芝麻大的些胆子”这样四句。朱仲录先生觉得它好是好，但还不够来劲。于是加以改动，变成了两担水的结构，增加了一段，成为男女对唱的形式。于是就成为这样：
女：核桃的壳壳里照灯盏，
没一滴油，
头发细的些捻子；
我维的阿哥是脸皮软，
开不下口，
芝麻大的些胆子。
男：煮牛的大锅里照灯盏，
你有了油，
我有个缸壮的捻子；
墙又高来门又严，
你开个口，
我有个天大的胆子！
这种改动，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将含蓄与幽默紧密结合，增强了生动性和形象性，是很成功的。像这类创造性的拓展与创新，完全符合原创性的要求，也是花儿生命力不断延续的内因，理应充分加以肯定和保护。
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大力保护花儿的传承主体——民间歌手，抢救、保护和传承原创性的花儿音乐及唱词，保护花儿会这种在全球极为罕见的民间传统文化空间，是一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保存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记忆的重大国际义务。各地文化部门应当遵照从今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各项要求常抓不懈，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另一方面，我们的音乐家、歌词作家和戏剧家，也应当在深知和把握传统花儿“优质基因”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和再创作，拿出具有浓郁花儿韵味的好作品，以便在更大范围推广。被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先生所改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西部民歌，如《达坂城的姑娘》、《阿拉木汗》、《掀起你的盖头来》、《在那遥远的地方》等，没有一首是严格意义上的“原汁原味”的民歌，词曲都经过了他的再创作，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他自己所说：“目前图书馆里，可以翻出成千上万的各族民歌，但只有极少数能在世上广为流传。其原因除了动人的文学（唱词）和美的旋律之外，还要加上一个高度艺术的灵犀‘一点’，这‘一点’我认为就是改编者的创作。”（见《人民音乐》1995年第六期）我们可以把这个“灵犀一点”叫做灵感、顿悟，但这个“灵犀一点”却是有前提的，如果没有对一定民族音乐元素的准确把握，没有对一定民族民歌旋法、曲式结构和节奏特征的高度熟悉，没有对一定民族民间音乐风格的深刻认知，就必然“点”不出什么名堂。再比如，创作了《翻身道情》、《新疆好》、《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祖国颂》等著名歌曲曲谱和给电影《阿诗玛》谱曲的杰出民族音乐家刘炽曾说：“民间音乐，已经长成了我身上的肉。”“我的很多作品都用了大跳，就是跨度比较大，至少一个八度以上，特别有效果，这就是从蒙古民歌中学来的。”著名电影音乐家雷振邦为《刘三姐》、《芦笙恋歌》、《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所谱的曲子都是脍炙人口的，他认为，民歌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而要有艺术的提炼和加工。他说：“只有在大量占有当地民族民间音乐资料的情况下，你才有可能提炼出它们里头的精华成分来，加上自己对剧本和主题的理解，才有可能创作出符合当前人们审美习惯同时又具有传统美感的具有生命力的音乐作品来。”王洛宾、刘炽和雷振邦对民歌的一往深情和在改编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深厚音乐素养和功底，是值得当今的音乐工作者学习的，我们的时代呼唤有更多的民族音乐家出现。在我看来，保护花儿的原创性和音乐家们在花儿音乐基础上的再创作，虽然是目的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却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前者是活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后者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和提高、普及和推广花儿的需要（亦即“合理利用”的一个方面），即所谓“车走车路，马走马路”，两者各有其不同的任务和操作方法，不应该相互干扰。
总之，我觉得要使花儿真正得到活态存续、传承和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充分体现花儿浓郁韵味的、高质量的改编和再创作就是其中之一。那种把保护与创新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主张，是肤浅的、过时的。对于“从遗产到资源创新是更深刻、更持久、更重要的保护手段”这一命题，我们大家都有必要认真加以思考和解读。优秀的改编和再创作，必将大大有利于花儿的普及、推广与提高，使这种民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010年6月30日初稿
2011年5月28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