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杰作都出自精神病患之手。”这句话来自普鲁斯特。
假如艺术史有一本“病历”，从中我们会发现，除了梵高，还有许多艺术家都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缩短了他们的艺术生命——但有时候，也正因为对痛苦的感受刺激了灵感，他们得以触到了“上帝之手”，创造出令人赞叹的惊世奇作。
关于幻想和创作的关系，德国小说家让·保罗写道：“幻想所产生的形象仿佛现实世界里的纷纷落叶飘聚在一起；发高烧、神经病、酒醉都能使那些幻象长得结结实实、肥肥胖胖，凝固成为形体，走出内心世界而进入外物世界。”
蒙克感恩折磨他一生的精神疾病，因为“拥有这种生命的焦虑”对艺术家至关重要。
在蒙克的画作《呐喊》上有一段潦草的小字：“只有疯子才画得出来。”
可能没人会想到，蒙克这幅最负盛名的画作，灵感只是来自一次再平常不过的散步。“我和两个朋友一起漫步，夕阳西下。我感到一丝淡淡的忧郁。突然天空变得像血一样红。我止住脚步，斜倚栏杆，精疲力尽。我望着燃烧的云，血染般的红，像一把剑，垂悬在蓝黑色的深谷峡湾和城市的上方。朋友继续走着，我却停在那里因不安而颤抖，我忽然感到一声强烈的、永无止境的尖叫穿过宇宙。”
《呐喊》所传递的病态感如此饱满，甚至反过来显得生机勃勃。画中那张无性别的、扭曲如同长了倭瓜脸的外星人的面孔，正捂着耳朵对着世界尖叫。这其中强烈如海啸般的情绪，就像达到了临界点的爆炸物一一往无前，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癫狂的蔓延，蒙克以一种最原始的方式来抵抗所有，包括自己。
只需心不在焉地浏览一下蒙克的生平，就能知晓他患上精神疾病这件事几乎在所难免。
1863年12月，蒙克出生于挪威雷登，5岁时母亲因结核病过世，而有精神病的父亲让他的童年生活犹如炼狱。父亲告诉他，在任何情况、以任何方式犯下罪孽，他们就会注定被投入地狱，没有任何宽恕的机会。这使得蒙克的神经终日不能放松。
他在日记中写道：“从我诞生的那一刻起，焦躁、不安和死亡三位天使便站在了我的身边。在我玩耍的时候他们自始至终跟着我，在春天的阳光下和灿烂的夏日里一直尾随我。当晚上我闭上眼睛，他们就站在我的旁边，并且以死亡、地狱和永恒的诅咒来威逼我。我常常会在晚上惊醒，朝屋子里四下张望：我是在地狱吗？”从14岁开始，蒙克便开始被各式各样的疾病和死亡缠身，姐姐苏菲和弟弟彼得相继离世，妹妹劳拉罹患精神分裂症住进医院。而他自己也好不到哪去，同时患上气管炎和关节炎，26岁时，蒙克的父亲也离开人世。
不幸的生活让这个天才过早尝到漫无天日的痛苦，但他的内心世界却因此变得细腻和敏感。他遨游在焦虑症所带来的强烈的感官体验之中，而幻听加剧了他在这方面的“天赋”。“他们是不会去理解这些绘画是在竭诚和痛苦中创作的，它们是不眠之夜的作品，耗费了我的血液和消磨了我的神经。”蒙克写道。他用色彩和形状来描述他的臆想，而非现实世界。“我从不画我看见的东西，我画我看到的东西……我决不描绘男人看书、女人们织毛衣之类的室内画。我一定要描绘有呼吸、有感觉并在痛苦和爱情中生活的人们。”
1900年后，蒙克开始酗酒，他在日记中写道：“那些愤怒的情绪越来越多，喝酒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些愤怒平静下来，特别是在早晨，但随着一天的慢慢开始，我变得越来越焦虑和气恼。”1908年秋天，蒙克的精神彻底崩溃，并出现了严重的幻听，他的左侧身体开始不听使唤，最终因为精神分裂症住进了哥本哈根的精神疗养院。第二年，他回到了家乡奥斯陆附近的艾可利，开始了离群索居的生活。挪威给蒙克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地貌广阔曲折，农夫和工人们像工蜂一样嗡嗡作响地劳作，这一切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但并没有持续太久。
出乎意料的是，蒙克对折磨他一生的精神疾病并不厌恶，他用几乎是感恩之情的语调写道：“它是我从父辈身上双重的遗传。它就像对我布下的一道符咒，整日如影随形，驱之不去。虽则如此，我仍时常感到我必须拥有这种生命的焦虑，它对我而言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没了它我便无法生存。”
“伟大的可怜虫”萨贺芬相信，“执着于自己的作品，在锅里也能找到上帝”。
一战前，法国朴素派女画家萨贺芬在巴黎市郊桑利斯的杜佛夫人家当女佣，她长相粗鄙，身体像水桶一样臃肿，走路时低着头，像时刻保持谦卑的姿态。镇上的男人们根本不屑于看她一眼，没有人想到——这个沉默卑微的女人，拥有如同太阳耀斑般刺眼的才华。
萨贺芬性情孤僻，她在镇子上一个人也不认识，总是独来独往。在结束一天的清扫工作之后，她会跑到郊野，感受自然带给她的一切柔情。草地里的虫子嗡嗡作响，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傍晚的阳光就像情人的爱抚，她脱光衣服，赤身在溪水里游泳，或是对着树喃喃自语，她是如此自然而然，完全不具备扭捏矫饰的能力。
梭罗在《瓦尔登湖》这样描写过一个樵夫：“他使我发生兴趣是因为他这样安静，这样寂寞，而内心又这样愉快；他的眼睛里溢出他高兴而满足的神情。他的快乐没有掺杂其他的成分……他是这样单纯，毫不虚伪，无须用介绍的方式来介绍他，正如你无须给你的邻居介绍土拨鼠一样。”萨贺芬正是这样一个纯粹而快乐的女人，尽管经济拮据，负担不起昂贵的颜料，但她从不怨天尤人，总是哼着小曲提着柳条筐在树林里采集浆果、叶片、花汁和动物的血，甚至偷偷溜进教堂里搜集燃尽的蜡烛。她绞尽脑汁把这些搜集到的东西搅拌成颜料，然后跪在地上作画。
萨贺芬的作品展现出某种静谧的疯狂，树叶、花瓣和羽毛密密麻麻地堆叠在一起，这些聚合物就像流动的火焰，像要从画布边上溢出来。看过她作品的德隆芝夫人说：“萨贺芬，你画的花很诡异，好像在动。你的花像昆虫，像眼睛，受伤的眼睛，像受伤的肉，某种吓人的东西。”萨贺芬不在乎他人的评论，她一刻不停地作画，好像内心有什么东西在驱使着她。“我所有的灵感都源于天上。”她说。
1912年，寓居桑利斯小镇的德国艺术收藏家威尔汉姆·乌迪来到杜佛夫人家作客，他无意中看到了萨贺芬的画作，便追问这是哪个大师的作品，当发现这些天才之作竟出自一个女佣之手时，乌迪难以置信。他对萨贺芬到底是如何创作出这样的画作感到无比好奇，萨贺芬坚定地告诉他：“先生，你知道吗？执着于自己的作品，在锅里也能找到上帝。当我感到悲伤时，我会去野外，摸摸树，跟花、虫、鸟说说话，一切就会好的。”
乌迪承诺为萨贺芬举办画展，但没过多久，法国便迎来经济大萧条，乌迪不再购买萨贺芬的画，这让萨贺芬备受打击，“我的画受伤了”，她自言自语，但是没有人来安慰她，她得到的只是镇上人更肆无忌惮的嘲讽和排斥。萨贺芬开始精神恍惚，她知道自己的好运已经到头，等待她的依旧是卑微而漫长的女仆生涯，她的精神状况越发糟糕，最终被诊断出患有慢性精神病，被送进了克莱曼精神病院。直到1942年12月，萨贺芬在疗养院去世，没有一个人去看望她，她被安葬在一个无名的公墓，结束了“伟大的可怜虫”般的一生。
每当被自己的精神状况搞得很烦时，草间弥生就开始在画布上画那些没有生命的圆点。
众所周知，草间弥生疯狂迷恋圆点，她重复、偏执地画它们。不到10岁时，草间弥生就患上了神经性视听障碍，开始出现幻听、幻视，这场疾病让她看到的世界仿佛隔着一层斑点状的网。在草间弥生的画作里，这些圆点像是拥有繁殖能力，它们以一种铺天盖地的方式把周遭的一切包裹起来。
从某种程度而言，草间弥生画的是世界的本来面貌，圆点既可以是种子、分子，也可以是漂浮在宇宙中的星球。“地球也不过只是百万个圆点中的一个。”草间弥生说道。她试图用圆点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对一个孩子而言，这并不是绝佳的方式，母亲对此充满鄙夷——她讨厌草间弥生的画，甚至毁掉了画布，她从不怜悯自己孩子的精神障碍，反而打得孩子几乎失聪，甚至诅咒道“要是没生下你就好了”。
“我经常离家出走，晚上站在街头希望过往的车辆结束我的生命，我曾企图卧轨自杀，但那时的我太小太轻，风太大，我的身子飘了起来。”为了躲避冷酷的母亲，草间弥生经常拿着厚重的素描本去花圃里画画。“某一天，一朵朵槿花像人一样摆出不同表情开始和我说话，它们的声音越来越大，大到我的耳朵开始痛。”从那时开始，她出现幻觉，这让她更加痛苦和封闭。
“在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少女时代，我常常会跑到我家后面的河岸平原，盯着一个景象任时光溜走，在那个画面当中，亿万颗粒粒分明的白色小石头，吸饱仲夏的阳光静静‘存在’——那是我画这些画的神秘根源。”草间弥生如此回忆。
这些没有生命的、圆形的无机物带给她莫大的抚慰，甚至比人更有人情味。“在我的精神内在，我也认为可以透过毫无预兆的动机，或者是不具任何意义的偶然，和某个神秘的世界联机。我想要解放我自己身体里面这种‘不知道究竟为何’的力量。与其沉入镇压感情的湖底，我更想要把精神放逐到永恒的他方。”从这时起，在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草间弥生开始了改变她一生的事情——画圆点。
“老实说，我常常被自己的精神状况搞得很烦。只要开始在画布上面画点点，接下来就会从桌子延伸到地板，最后一路画到自己身上。我会周而复始不断重复同一个动作，让这面点点之网无限扩张。不知不觉之间，从手到脚、到身上穿的衣服，房间里的一切都会被这张网覆盖。”草间弥生说道。
她的作品在上世纪60年代征服了纽约艺术界，有一段时间，她的影响力甚至远超安迪·沃霍尔。《纽约时报》评价她的作品：“完全排除个人情绪，以一种偏执的重复令人感到迷惑。”
但这一切最后因为她的情人——艺术家约瑟夫·柯内尔的死亡而停止。1973年，草间弥生离开了纽约回到东京。她住进了新宿精神疗养院，白天去附近的工作室上班，晚上再回到疗养院，一直持续了30多年。草间弥生说：“在日本生活很难，除了在精神疗养院。”
韦恩笔下的猫跟随画家的病情显现出奇怪的特质，这些作品甚至被收入精神病学教科书。
英国画家路易·韦恩对猫有着狂热的执着，他甚至担任过国家猫咪俱乐部主席。他平日在伦敦街头闲逛，观察那些神情各异的人：“我拿着素描本走进餐厅，或者其他那些公共场所，然后把那些人各式各样的动作变成猫，尽可能地让这些猫有人的性格。”
韦恩画作中的猫洋溢着美好的童趣，那些性格孤僻、厌恶社交的家伙被画家赋予了人的品性——拿着吉他像猫王般扭动着身体的猫、戴着傻气帽子的猫、吸烟的猫、得意狡诈的猫咪的侧脸，还有喝着英式下午茶观赏歌剧的贵族猫。1886年，韦恩在《伦敦新闻》圣诞版面发表《小猫的圣诞派对》，画中有几百只小猫一起玩球、聊天、嬉戏，这幅插画带给韦恩巨大的名气，也是他著名的“拟人猫”系列的开端。他的作品受到名流追捧，即便韦恩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插图画师，和那些表达严肃古典主题的绘画大师相去甚远，但仍然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他的猫出现在伦敦的各个杂志、儿童书、报纸和明信片上，直到今天仍然是欧美收藏界的宠儿。
57岁那年，韦恩出现明显的怪异举止并伴有暴力倾向，最终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被秘密送进了斯普林菲尔德精神病院，一年后，他的状况开始被外界所知，英国的名流雅士热心为韦恩创办了基金会，甚至连当时的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以及科幻小说之父赫伯特乔治·威尔士也纷纷介入，他们把韦恩调去了一家条件更好的疗养院。在他人生的最后15年里，韦恩一直住在那普斯布里疗养院，他怡然自得、兴高采烈地和一群猫生活在一起，甚至还拥有一座小花园。
在发病之前，韦恩笔下的猫就已经显现出奇怪的特质，伴随着病情的发展，他的作品最终完全偏离原本轻快天真的画风，他开始专注于单独的猫咪特写，那些其乐融融的猫咪社交景象不复存在；几何图形或者更为抽象的色彩和线条成为主流，曾经微笑的猫咪画像、欢愉的花朵背景逐渐被面露迟疑的猫，以及彩色的小点组成的背景所替代；色调也开始变得不自然，甚至有评论家称之为“电子感的色彩”；猫的神情从疑惑变成恐惧、惊悚，再之后完全分崩离析，就像一团电子雾，除非拥有惊人的天赋才能辨认得出画中是一只猫，更有人笑称那简直就是考眼力的三维立体图。
韦恩甚至为心理学界提供了珍贵的病例参考，精神病学教科书引用了他不同时期的猫咪作品，其风格变化比任何文字都更直观地表现了精神分裂病症患者的发病历程，让旁观者得以进入他们隐秘的内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