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皇帝自有其苦衷。和珅将议罪银制度化,是为了给皇帝弄些零花钱。数量巨大的罚银由此滚滚流入皇帝的小金库,用于皇帝的额外开支,比如南巡路上花用,生日时的赏赐。如果没有这笔银子,皇帝的手头马上会困窘起来。更何况,一项制度的好坏,关键是看执行得怎么样。皇帝认为自己的英明一如既往,能够把这个制度的弊端降到最低限度。因此笔锋一转,他又说,人才难得,“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事出有因,人我两便,似乎并无大的不妥。
在自我辩解完之后,皇帝又提出一个问题。皇帝说,凡言一事,要有据才能有理。尹氏所言“各省督抚借罚银为名,派累属员,至仓库多有亏缺”,这是尹氏的主观臆测呢,还是有实在证据?皇帝认为,大清正当全盛之日,怎么会出现“仓库多有亏缺”的败政?“壮图即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
也就是说,请尹壮图为自己的建言提供一两条事实证据。
皇帝熟知官员们往往既图敢言之名,又不肯得罪人,所以其议论读起来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细究起来,却不牵连具体的人和事。对这种“巧伪之习”,皇帝一直十分讨厌。如果你尹壮图果然有理有据,那么对不起,请你别怕得罪人,交代出一两个来。
让无职无权的京官去抓地方官们的犯罪实据,是多么不现实。如果是稍微乖巧点的官员,揣测皇帝批复之口风,自然能领会到皇帝的不悦。皇帝的拒谏之心已显露在字里行间,最聪明的应对无过于及时转舵,回复说自己并无证据,建议也确实荒唐,经圣主教育已经恍然大悟,等等等等。虽然丢了面子,却可以安全保身。
然而尹壮图却与众不同。他在复奏中说,自己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事出有因。三年前,他老父去世,他丁忧回了老家云南,今年守孝期满,又从云南回京任职,这一往一返数千里,穿越了大半个中国。这次旅行使他发现,如今的大清王朝,已经快腐烂透了:他一路上接触到的人,无不在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腐败;一路上所见的民生,远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富庶繁荣,而是贫民遍地,财政匮乏,几乎各省都有财政亏空。“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