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来而不往”：青木帮助下的《水浒传》考证

杨天石主编的《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在1921年1月8日有一则记载：“有一日本人，寄一本旧书来，名曰《□□□□□》，□□□□时作的书，适之叫我审查何处之书，我约略看了一看，有些像南京音，然不敢断定。”据整理说明，原件即残缺不全。而另一位当事人胡适在那段时间根本没有写过日记，也无法据以考察这次中日学者交流的详情。不过仔细钩沉相关线索，仍能补苴隙漏。

钱玄同所说的“日本人”，就是日后在京都学派中赫赫有名，而当时还在同志社大学任教的青木正儿。青木在1920年9月，与小岛祐马、本田成之共同创办《支那学》。从创刊号开始，青木分三期发表了《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革命》，介绍正方兴未艾的中国新文化运动。随后他又特意向胡适寄呈《支那学》请教，由此展开双方颇为频繁的交往。

胡适此时刚写完《〈水浒传〉考证》，详细考察其成书过程，可是手头仅有金圣叹批七十回本《水浒传》，未能充分施展，难免意犹未尽。青木的来信恰好提到其师狩野直喜曾“把元曲的水浒传说比较小说《水浒》，他的结论以《水浒》为明初的，今先生降之明中叶，盖同工异曲”（1920年11月20日致胡适，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四十二册《胡适书信·外国学者致胡适信》。以下引青木信函均据此书），立即引起胡适极大的关注，在回信时特意拜托：“先生前函曾提及令师狩野先生的《水浒考》，又蒙先生许我搜求登载此文的《艺文》杂志。此文我极想拜读一遍，若蒙先生代觅得那一号《艺文》，千万寄我一看！”（1920年12月14日致青木正儿，见张小钢编注《青木正儿家藏中国近代名人尺牍》，以下引胡适信函均据此书）

青木在回覆时除了应允代为查找狩野的论文外，也用略显生硬的汉语向胡适提出请求：“最后我也有要请先生帮忙一件，不知可以吗？日本正德、享保时（自康熙末年至雍正），有一位研究支那白话文学的先觉者，姓冈嶋，名璞，字玉成，号冠山；他观了许多小说，极精通了白话。我要做他的小传，略考一考了；只有一点未能论断的——即他学的中国话是什么乡土的方言？据他的语学书，入声完全存在，又把北音ch他做了k。……所以我知得这是南方的，可是定不得是何州的。（我想是杭州若南京音。）他的支那语学书有九种，我见得的四种，所藏的三种。……我别寄先生《唐语便用》六卷之内二本看一看，先生若替我查一查这书的口音，幸亏赐教，我就感激极了。”（1920年12月25日致胡适）一个月后，胡适在给青木的信中提到：“冈鸣璞的《唐语便用》二本，我已转请钱玄同先生拿去察看，不久他定有报告。”（1921年1月24日致青木正儿）

披览胡适与青木的往来信函，不难推知钱玄同在日记中提到的“旧书”，应该就是指那套《唐语便用》。胡适将查考的任务转托给他，一方面固然是因其精研声韵之学，考察这类问题无疑是当行出色；另一方面则因他早年留学东瀛，通晓日语，在查考这部用日语片假名注释的汉语教材时自然游刃有余。而胡适本人则对日语不甚了了，从他一开始居然将青木依照日语习惯书写的“冈嶋”错认为“冈鸣”——在此后的通信中才改为“冈岛”——便可见一斑。

不过钱玄同并未对胡适的郑重托付多加措意，只是漫不经心地提了句“有些像南京音，然不敢断定”，几乎就是在重复青木的推测。倒是胡适相当敏锐，因为青木在来信中还附带提及冈岛璞的著述，“其他还有《忠义水浒传》二卷，自第一回至第十回，附训点刊布；《通俗忠义水浒传》七十卷，把圣叹百回本完全翻译”云云，他立即在回信时仔细询问前者的相关情况：“此本是否圣叹批本？若是明本百回本的前十回，我极想得着一部。不知能求得着吗？明代之《忠义水浒传》（百回本）不知在日本尚可购买吗？如能购得，我极愿买一部。”（1921年1月24日致青木正儿）青木不负所托，当即寄赠冈岛璞训点本《忠义水浒传》。而胡适在覆函答谢之际，又进一步希望对方能为自己继续查访相关资料：“你许我抄录京都府立图书馆的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书》的目录、凡例等，感谢，感谢！此事不必急，且等你有闲暇时再做。但我盼望你托你相熟的书店去替我访求一部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全书》。此书既然内阁文库与京都府立图书馆皆有收藏，大概尚不难寻访。此本（百二十回本）虽不如百回本之重要，但必是狠有用的参考材料。……《水浒》的时代的考定，乃是中国近世文学史上一个重要问题，故我不惜多费时力和精力，务期做一个可靠的考证。”（1921年2月8日致青木正儿）尽管措辞非常客套，但急切之情仍跃然纸上。或许是由于一直没有收到钱玄同的审查结论，让他在求助时颇觉尴尬，为此也在信中深表歉意：“冈岛璞的书，钱玄同先生因新近死了一个儿子，又病了一个儿子，心境不佳，故至今还不曾研究完毕，请你原谅他。”说的当然是实情，不过钱玄同此时正热衷倡导废除汉字，即便阖府安康，对日本的汉语教材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兴趣。

胡适所需的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其实极难访求。青木后来对他说：“京都帝国大学支那文学研究室十数年来访求这书，而至今还搜得不出。……京都府立图书馆是偶然访求得的，君山老师也久所羡望的。可是你不必失望，冀假我若干的时期，我誓替你访出来！”（1921年2月17日致胡适）他言出必践，在回信后的第五天，即2月23日，就先到图书馆详细摘录百二十回本的小引、发凡和目录等内容，悉数寄给胡适；随后又奉上冈岛璞日译七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在陆续收到这些资料后，胡适由衷地感激道：“我想先把所有的各本《水浒传》序例与回目，排列作一个比较表，然后寻出各本的先后与来历。这篇‘新考证’若做得成，差不多全是你的帮助的结果。”（1921年5月19日致青木正儿）这篇酝酿中的“新考证”就是一个月后脱稿的《〈水浒传〉后考》。在这篇论文中，胡适逐一介绍不少新见版本，第一种就是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的前十回，“这十回是我的朋友青木正儿先生送我的”；第二种则是冈岛璞日译本《忠义水浒传》，同样来自青木的馈赠；“此外，还有两种版本，我自己虽不曾见着，幸蒙青木正儿先生替我钞得回目和序例”；最后还述及青木提供的狩野直喜的论文《水浒传与支那戏曲》，称其“结论也和我的《〈水浒传〉考证》的结论相同”。显而易见，没有青木的热情慷慨，胡适的这篇“新考证”简直难以着笔。

青木曾向胡适介绍过自己的研究计划：“我此时要做《日本文学史上的水浒》一篇小论。……那《水浒》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品，并且在日本文学史上影响狠多了；而这个现象的起点是那冈岛的译本，一出此书，多数翻案（脱胎于《水浒》）的小说追从来了。”（1921年4月8日致胡适）因而在双方的切磋中也获益匪浅，但在他随后发表的《冈岛冠山与支那白话文学》中并没能通过胡适解决冈岛璞所习汉语语音的问题。胡适在《〈水浒传〉后考》最后曾大发感慨：“我为了这部《水浒传》，做了四五万字的考证，我知道一定有人笑我太不爱惜精神与时间了。但我自己觉得，我在《水浒传》上面花费了这点精力与日力是很值得的。……我这几篇小说考证里的结论也许都是错的，但我自信我这一点研究的态度是绝不会错的。”在和青木正儿的交流中，胡适或许还不免遭到“来而不往”的讥笑，不过其中所体现的“研究的态度”确实令人叹服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