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历了半世浮沉。在社会动荡不安、国家陷于危难之际，众多文化工作者选择中国共产党为精神依归，在其专业领域、用其特有的方式拯救国难，为党的事业作出卓越贡献。有这样三位代表，他们或抛弃旧知，追求新学，探索道路；或表演塑造，寄意于戏，以示丹心；或挥毫泼墨，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他们不惧危险为党工作，在敌人面前彰显民族气节，与党患难与共。他们追求理想的过程和入党的经历，给人以感召和力量。
杨度：几经风雨转变信仰 从“帝制祸首”到共产党员
杨度1875年生于湖南湘潭一个偏僻的乡村，自幼苦读诗书，立志做度量天下之人，1893年考中举人。1895年，杨度会试落榜后回到湖南。1898年，杨度二度赴京参加会试再次败北。惆怅迷惘的同时，他目睹了戊戌维新运动，深受触动，遂弃科举倾新学，以期找到实现治国安邦的新路径。
在探求新知的过程中，杨度逐渐认识到中国专制集权制度的弊端，主张实行君主立宪。1905年，杨度应邀为清朝宪政考察组代写报告。按照他所勾勒的宪政蓝图，清政府预备仿行立宪，杨度被起用。于是，一介书生变为朝廷命官，为推行宪政改革奔走呼号。然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他的首个君主立宪梦化成泡影。1913年，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聘请杨度为参政院顾问。一向将君主立宪视为“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的杨度，撰写《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呐喊。1916年，洪宪帝制覆灭，杨度被视为“帝制祸首”遭到通缉，避难天津租界。而一年后的张勋复辟再次失败，连遭三次打击的杨度终于幡然醒悟，彻底放弃君宪救国迷梦。
正当其苦闷之际，五四运动爆发，杨度跟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在此过程中结识了中共领袖李大钊，加深了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当李大钊身陷囹圄时，杨度积极营救未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目睹了白色恐怖下大量革命志士惨遭屠害的一出出悲剧，杨度一方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之至极为震惊，另一方面又被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所感动，便下定决心为党的事业倾尽晚年所有心力。为此，他变卖家产，将所得款项用于救助遇难者家属；加入“中国革命互济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关系，为党搜集情报，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党的事业做出独特贡献。1929年秋，经潘汉年介绍和周恩来批准，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
杨度，一个末代王朝的知识分子，本可以享受相对富足的生活，却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冒着杀头的风险，完成了从力主君主立宪到信仰共产主义，从鼓吹帝制的“罪魁祸首”到一名共产党员的转身。
程砚秋：从艺术追求到信仰追求 罢歌而归农 停演以明志
程砚秋是我国著名的京剧界“四大名旦”之一。1915年，他开始登台演出，结果一炮打响，成为戏院的红人，后拜师梅兰芳、王瑶卿，终使其开创出别具一格的程派唱腔，成就一代艺术宗师。
凭借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程砚秋在京剧艺术界声名鹊起。然而，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当一名演员，而是在“艺术为人生服务”的理念指引下，自觉承担起艺术家的社会责任。结合当时的现实问题，他排演了大量反映社会时弊、警世喻人的剧目，并参与创办南京戏曲音乐院，培养京剧人才。
“九一八事变”后，程砚秋义愤之余，决心用戏曲唤醒同胞的爱国热情，鼓舞他们投身于保家卫国的战斗中来。“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日寇强令梨园公会组织北平所有梨园名角举办联合“义演”，制造沦陷区祥和安乐的假象。在梨园界久负盛名的程砚秋被日军威逼利诱，他留话“程某人是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1943年，程砚秋下定决心罢歌归农，停演明志，归隐北京西郊，向日寇作无声的抗议。
抗战胜利后，程砚秋返回京城，为表达喜悦之情，他举行各种义演。然而，战火的再次燃起使得他彻底失去了对国民党政府所抱的希望，这时，之前知之甚少的共产党却渐渐走入他的视野。
北平解放后，周恩来的几度拜访，让程砚秋深为感动。新中国成立后，目睹国家的新变化和国共两党之迥异，程砚秋决心向党靠拢。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放弃财政工资、捐献收入，赴朝慰问演出，支援志愿军。
1956年夏，程砚秋前往青岛参加干部读书班，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最终完成了思想上的蜕变，萌生了加入党组织的愿望。1957年10月，在周恩来、贺龙的关心与鼓舞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3月，这位尚处于预备期的京剧大师溘然长逝，党组织批准同意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程砚秋把艺术大师的气节与历史见证人的角色完美结合，用京剧表演艺术表达爱国赤诚，在新旧面貌的对比中确定灵魂的归宿，终将艺术追求与信仰追求融为一体。
沈雁冰：矢志不渝坚守信仰 初创时入党 弥留时归党
五四运动后，沈雁冰(笔名茅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结识陈独秀，并为《新青年》杂志撰稿。1920年，他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做了大量工作。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包括沈雁冰在内的各地早期党组织成员顺然转为正式党员。起初，党的各项工作处于秘密状态，沈雁冰以其工作环境为掩护担任直属中央的联络员，开展党内通讯联络工作，并在党创办的学校承担教学任务，领导、参与、报道上海罢工运动。
大革命期间，根据形势的推进和党的工作的需要，沈雁冰接受党组织派遣，辗转各地。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陷入低谷，沈雁冰被迫开启隐居流亡生涯。紧张的国内气氛和复杂的社会形势，使他渐渐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苦闷彷徨之时，沈雁冰决心拿起手中的笔为党的事业继续奋斗，从而踏上了文学创作征程。隐居上海期间，他创作了以大革命时期为背景的第一部小说《幻灭》；1928年流亡日本后，创作了寄托革命前途信念的长篇小说《虹》；1930年返回上海后，完成了反映30年代国内社会现实的长篇巨著《子夜》；抗战期间，继续创作了大量暴露国民党反动本质、歌颂人民抗日斗争的革命文学作品。从解放战争时期起，沈雁冰由文学创作转向对外文化交流、国家文化建设，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任首任文化部长，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1981年，沈雁冰以孱弱之躯在病床上提出给中央写信，表达要求恢复党籍的心愿。这封信由他口授、其子代笔、他本人亲笔签名。完成这封信后，沈雁冰说：“我死了，反正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时如蒙追认，将是我一生的荣耀。”3月27日，这位文坛巨星陨落。3月31日，党中央作出“恢复沈雁冰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的决定。
沈雁冰在党的早年困难时期加入党并同党一起度过困难，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自觉担当革命“鼓手”和“号角”，在党胜利后继续为党奉献，弥留之际渴望追认回归。他对理想信念的终生追求，展示了什么叫做坚定与执着。
【点评】 在选择确定信仰的过程中，杨度、程砚秋、沈雁冰三位文化工作者的经历各异，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面旗帜。在他们身上，还明显地体现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无论是居于险象环生、困难重重的乱世，还是处在社会稳定、和平建设的年代；无论是在追求党组织的过程中，还是在加入党组织之后，一旦确定了信仰归所，他们便以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奋斗，诠释着共产党员的精神追求。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鼓舞更多的后来人砥砺奋进。
陈娅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