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今日事势，舍抵抗而外，实无其他救亡之道”，要求国民政府切实进行抗战。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随后收复了察哈尔省全部失地。
正当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陷入被动之时，驻福建的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不断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对日宣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等三项条件下，红军准备与任何部队签订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帮助和加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4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最高度的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尽管有各方力量的不懈努力，长征前的中国，民族危机依然日益严重，合作抗日似乎遥不可及。
在日本加紧侵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时候，高举着抗日旗帜的中国共产党，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新情况，进一步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然而，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却在革命的生死关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
他们虽然主张抗日，但忽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发生分化，断定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排斥一切上层分子、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他们武断地认为“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