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深入日军阵地侦察，把军事情报毫无保留地提供给我地下党组织。袁殊打着“岩井公馆”的招牌，利用岩井英一的钱为我党组织设立电台、提供活动经费。彼时，“岩井公馆”几乎成为我党的情报工作据点。
此后，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等。在此期间，袁殊交给日本人的情报均为精心挑选，并无特别价值的信息，但他从日本人那里获得的情报却弥足珍贵，其中包括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略动向的变化、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具体时间……
根据这些情报，党组织建立了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救援出大量被俘的我方人士，其中还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人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栗裕部队成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背着“汉奸”“叛徒”“卖国贼”的骂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五重特工”袁殊在隐蔽的战线上为抗战事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鲍君甫——我党“双面特工”，曾助周恩来脱险，后被叛徒出卖
鲍君甫
中国共产党早期“情报四杰”之一鲍君甫是我党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里发展的第一位情报员，也是我党的首位“双面特工”。彼时身居国民党特务机关要职的他，是如何与我党接上关系的呢？“情报四杰”中的钱壮飞、胡底、李克农三人的故事广为人知，而鲍君甫的经历却几乎被尘封于历史之中，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隐情？
时光倒流到1928年，被编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以下简称中央特科）的陈养山巧遇鲍君甫。了解到鲍君甫的情况后，陈养山希望将他发展为我方情报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鲍君甫正式被吸收为中共中央特科二科成员。其实，再在数年之前，陈养山就认识鲍君甫，那时陈养山常去上海邮局领取广州农讲所学生邮寄来的一些进步刊物，鲍君甫有时也去帮忙，还帮陈养山在上海公共租界找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收信，两人从此结下了情义。也是在那段时间，鲍君甫受到了当时我党进步思想的影响。
中央特科在四川北路大德里的过街上设立了“杨登瀛（鲍君甫当时的的化名）办事处”。为配合鲍君甫扮演好“双面特工”的角色，中央特科还故意透露已转移的活动据点，让鲍君甫带人“破案”立功。鲍君甫逐渐取得了特务头子的信任。
借助强大的关系网，鲍君甫时常能够获取价值不菲的情报信息，并屡建奇功，其中救助周恩来脱离险情的故事至今为人铭记。
1930年4月，黄第洪(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从前苏联回国，党组织安排他去江西苏区，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与他联络。谁知黄第洪对革命悲观失望，竟密函蒋介石，准备透露他与周恩来的见面地址，蒋介石指令特务头子徐恩曾负责此事。鲍君甫获悉后迅速将黄第洪叛变的情报传递给中央，使一场危局化险为夷。
除了帮助周恩来脱险的经历之外，鲍君甫还曾营救过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等在内的我党多位重要领导人，并铲除了蛰伏于我党之中的叛徒白鑫，可谓战功累累。
鲍君甫的女儿在父母的墓碑前
1931年，由于叛徒出卖，鲍君甫被秘密拘留，并且因“失职”而被关押，与中央特科的人员也失去了联系。1932年，鲍君甫被其老上司保释出狱，此后完全脱离特工系统，十几年来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1969年，鲍君甫在北京逝世。周恩来获悉后指示有关部门“要好好照顾鲍君甫的家属。”1976年，周恩来于重病之中还曾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鲍君甫，周总理嘱咐“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
熊向晖——“胡宗南亲信”，毛泽东称他一人可顶几个师
年轻时代的熊向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