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笔者在“老南京”版刊出的《胡适与南京“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一文中，提及胡适曾两次来南京老虎桥监狱看望陈独秀。现在笔者再谈谈陈独秀囚居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又名老虎桥监狱)的秘闻。
被捕和审判
1932年9月，陈独秀、彭述之等在沪公共租界被捕，很快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中共中央立即发了一个“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宣言。国内外学者名流如蔡元培、杨杏佛、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致电蒋介石声援陈独秀，蒋不理睬，将陈、彭押解南京军政部，由何应钦直接审讯。
为缓和舆论，蒋被迫批示“全案交法院审理”。陈、彭被解到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拘押，1933年4月14日才由苏州高等法院代替江宁地方法院审理。既然由法院审理，当然要煞有介事履行法律程序，允许被告辩护，陈独秀因此作了辩诉状为自己辩护，他从国家利益，民族生存方面阐明自己“五·四”以后“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
陈独秀虽然在1929年11月因“托派”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但仍以共产党人自居，并宣称“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反对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改善工农生活”。他并坚决表示，他过去、现在及将来所思所行，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挺身奋斗”。
针对“法庭”对他的关于“危害民国”和“叛国”的指控，陈独秀从法理和历史事实上，阐述了何为“国”，何为“民国”，雄辩地论述了何为“危害民国”，何为“叛国，猛烈地抨击国民党在国家危亡之际，对日本侵占我国土，始终节节退让的“不抵抗政策”，指出这才是真正的“危害民国”和“叛国”。最后，他要求法院应毫不犹疑地宣告他无罪。
陈的好友章士钊(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部长)自告奋勇义务为陈独秀辩护。当时《中央日报》曾以《隽语风生，法院审理陈独秀》为题报道了这次审判的情况，对于当时轰动全国的陈、章《辩诉状》。国民党以“不许为共产党张目”禁止登载，只有天津《益世报》登了全文。后来，被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教材。但陈、章的辩诉，改变不了国民党既定政策，法院秉承当局意旨，对陈独秀、彭述之各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后上诉最高法院，改判八年，并解至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即老虎桥监狱执行。
狱中的秘闻
陈独秀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一人住一间牢房，房里有两个书架，摆满了书籍，经、史、子、集每样有一点。他成天研究《说文》，练书法，论文艺，谈诗歌，在狱室里自撰了两副对联，一是：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此联曾书赠刘海粟)；一是：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并且随兴写过《金陵怀古》二十四首。每一首嘲讽一个国民党要人，如邵元冲挨蒋介石耳光，陈立夫挨蒋介石脚踢，蒋作宾闻蒋介石放屁而曰不臭等等。虽然是一些小事，但相当辛辣，可以看出当局的一些丑态。陈独秀和狱友濮德治谈起李大钊。濮问：人们说“南陈北李”，你比他如何？陈说：差之远矣，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陈独秀在狱中，一些旧友故交如胡适、刘海粟、罗家伦曾去看望。当刘海粟去看望他时，刘海粟刚说了：“你伟大……”陈独秀就抢着大声说：“你伟大，敢于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争……”其时，何应钦也赴狱中“探视”，并把他接到军政部写字，陈独秀写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对何应钦的客套无动于衷。
释放的经过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陈独秀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托人打酒买菜，举酌痛饮。十多天后，他听说蒋介石被放回南京，感到惘然。
蒋介石在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中，曾答应释放全国政治犯，而蒋一回到南京，又想毁约。中共中央派周恩来、董必武来南京交涉，蒋不得已才同意释放全国政治犯，后通过胡适、张伯苓等人的交涉，陈独秀于1937年8月23日得以出狱。
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以“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忏悔”为题刊载了陈的出狱经过。狱友濮德治和罗世璠见报后向陈提议：“爱国情殷”四字可以默认；“深自忏悔”四字必须声明更正。
为此，陈独秀于8月25日给上海《申报》写信，信中说：“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云云。
陈独秀出狱后，暂住友人家中，其时，包惠僧请他题字留念，他写了岳飞的《满江红》中的一段：“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不久，蒋介石派人劝诱他当“劳工部长”，被陈独秀断然拒绝。严中(南京文史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