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9日，是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日。汤一介先生(1927年—2014年)不仅是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也是《儒藏》总编纂，他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汤一介的成就，离不开其父亲汤用彤的悉心培养。汤用彤同样是国学大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汤用彤是与胡适、陈寅恪等人齐名的知名教授，他的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研究魏晋玄学与佛学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
汤一介的祖父汤霖，有着良好的国学基础，他是清末的进士，后积极投身于新式学堂和新式教育，培养出了中西贯通的汤用彤。
汤氏家族一门三杰，家学代代相传，成了近代学术界的佳话。
祖父汤霖
晚清进士创办新式学堂
汤一介的家乡位于湖北黄梅县，一个坐落在长江岸边的县城。黄梅的汤氏家族最早可追溯到汤一介太祖父正谊公。汤一介曾回忆说：“我的太祖父正谊公，一生都在黄梅乡下勤勤恳恳作教书匠，他的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是教出了3个进士，而其中的一个就是我的祖父汤霖……”
汤一介的太祖父正谊公因为学问深厚，又善于循循善诱教书育人，所以自号引轩，亦称引轩公。但引轩公当年虽“绩学功深”、“为文鸿博”，却终生未得功名，仅“赐副举人”，后因其孙汤霖的关系而“貤(yí）赠(将本人的封诰呈请朝廷移赠给先人)封政大夫”。
汤霖的父亲即汤一介的曾祖父，字谦吉，号莘夫，虽只做到相当于知县师爷职位的差事，却也是非常注重学术之人，并曾力助当年湖北总督胡林翼治理水患。
汤一介的祖父汤霖，字崇道，号雨三。汤霖自幼聪颖好学，并在各类科试中屡次拔得头筹，1890年考取进士。此后，汤霖曾在甘肃渭源、碾伯、宁翔、平番等县任知县。
汤霖在任知县期间，推崇文化教育，执政有方、官风清廉。《创修渭源县志·职官表》和《渭源风土调查录·汤霖传》曾载：“汤霖，字雨三，湖北黄梅县人，光绪庚寅科进士。下车观风课士，讲授文学，因以执师生礼，而官民之风变焉。迨后文明日进，先生使然。”
因为执政有方，当地老百姓还送其“汤青天”的美名。1903年前后，汤霖任甘肃乡试同考官、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庶务长。1906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此后，汤霖致力于创办新式学堂，并成为推行新式教育的先行者。1906年3月，汤霖与当时同样来自湖北又为翰林出身、时任甘肃提学使的陈增佑等成功合办了新式学堂——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
关于汤霖参与创办的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在《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刘尊贤所著《清末甘肃优级师范学堂》文中曾这样记载：“监督为湖北人陈增佑(翰林出身，时任甘肃提学使)，教务长为甘肃人张林焱(翰林出身，曾任翰林院检讨)，庶务长为湖北人汤霖(进士)和山东人郁华(举人)。教员有张焱(授历史)，郁华(授算学、图画、地理)王泽闿(授理化)，李兴勇(授博物)，邵登凯(授算学)，邓宗(授教育、伦理、心理、英文)，谭其茳(授伦理、日文)，金常(授法制、理财)，文琳(旗人，授体操)等。”
汤霖力主创办新式学堂，而且先后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汤用彬、汤用彤送进新式学堂学习。汤用彬，20岁考上同文馆主学俄文，其中国文学造诣同样深厚，曾主编了著名的民国奇书《帝都景物略》。汤用彤则于辛亥革命后考入清华学堂，后赴美留学。
汤霖六十一岁时，回到湖北老家，在家里仍然不忘教书育人，不过，归乡三年后，汤霖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汤霖去世13年后，汤一介出生。汤一介甚至都没有见过祖父的画像或者是照片。但汤霖在汤一介心中的地位却是无人可替代的，因为汤霖为汤氏家族留下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汤霖告诫汤家后人，做事情不要逃避困难，也不要逃避责任。
汤霖还曾为汤家留下了一张拓片，那是代表了汤霖最为辉煌时刻的进士碑拓片。汤霖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考中进士，因此他的名字被刻入进士碑。
父亲汤用彤
放弃去台湾的机票
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字锡予。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中国现代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是一代国学大师。
1893年，汤用彤出生在其父汤霖任职知县的甘肃渭源县城。幼时的汤用彤，3岁就会背诵父亲汤霖最喜爱吟诵的《哀江南》，进入学堂学习后，各门成绩都很优秀。辛亥革命后，汤用彤考入清华大学堂，后远赴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
192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汤用彤先后在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任教，并开始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与曾一起在哈佛大学留学的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1931年后，应胡适之邀来到北京大学任教，从此再未离开北大。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北平城内的汤用彤两兄弟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哥哥汤用彬留在了已沦陷的北平，此时弟弟汤用彤正在南京参加中国哲学会，会议一开完，汤用彤即直接取道长沙，并与随后赶到的大儿子汤一雄一同奔赴昆明西南联大，开始了抗战时期的艰苦生活。
1948年，在东北战场，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其统治风雨飘摇。当年年底，国民党政府给北大校长胡适发来电报，催促他迅速飞往南京。胡适给北大的秘书长郑天庭以及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各自留下一封信后，就匆匆离开了北京大学。
望着手中胡适的亲笔信，汤用彤心情极为复杂，17年前，他攥着胡适的亲笔邀请信，来到北京大学任教。17年后，他再次接到胡适的信，而这次却是胡适彻底“撒手”北大。
胡适走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又派飞机来接知名的学者。在这批学者和教授的名单中，汤用彤教授的名字赫然在上。汤用彤放弃了他手中的那张机票，和他一同拒绝登机还有冯友兰教授与贺麟教授等人。
汤用彤在北京大学执教三十余年，他的教学内容非常广泛，既有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也有西方哲学史、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逻辑学、哲学概论等。听汤用彤讲课的学生非常多，其中不乏季羡林、王子松及张季之等著名学者。
到北大工作后，多次听过汤用彤讲课的季羡林说：“汤用彤先生正开一门新课《魏晋玄学》。我对汤先生的道德文章极为仰慕。他的著作虽已读过，但是我在清华从未听过他的课，极以为憾。何况魏晋玄学的研究，先生也是海内第一人。课堂就在三楼上，我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征求了汤先生的同意，我每堂必到。上课并没有讲义，他用口讲，我用笔记，而且尽量记得详细完整。他讲了一年，我一堂课也没有缺过。汤先生与胡适之先生不同，不是口若悬河的人。但是他讲得细密、周到，丝丝入扣，时有精辟的见解，如石破天惊，令人豁然开朗。我的笔记至今还保存着……”
汤用彤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以及印度古代哲学史的研究。他的著作《魏晋玄学论稿》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研究魏晋玄学与佛学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晚年汤用彤虽因患脑溢血而不得不长期卧床，但在身体稍见恢复后，他就立即投入到《隋唐佛教史稿》的修改和补充工作中。1964年，汤用彤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汤一介
《儒藏》工程首席科学家
1927年，汤用彤正在南开大学任教。这一年，他的小儿子汤一介出生在天津。1931年，汤用彤调往北京大学，4岁的汤一介跟随父亲来到北京。
汤一介度过了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也经历了战争动乱的中学岁月。幸运的是，汤一介一直深受父亲的影响，无论是父亲忧国忧民的思想，还是父亲的勤奋与学术成就，都给了汤一介人生道路极大的影响。在父亲的影响下，汤一介从中学时期就开始自觉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及有关哲学、宗教、历史的书籍，这让少年汤一介不仅走进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更让他逐渐走上哲学、宗教的学习之路。
进入北大哲学系后，汤一介的读书范围愈加广泛，读书也愈加刻苦。在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及父亲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后，汤一介把兴趣投入到西方哲学。与此同时，汤一介还选学了包括朱光潜的“英诗”，梁思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等大量外系的课。
后来，汤一介成长为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49年10月，汤一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汤一介很快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中，由于成绩突出，还没有毕业，他就到北京市委党校做教学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已是副教授的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率先开设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这不仅是汤一介对父亲为完成事业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他在哲学研究道路上一个新的探索和突破。对此，当时学术界很多同人都给予了极佳评价。
当年，北京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周一良教授不仅自始至终认真听完了汤一介的讲课，而且在课后对汤一介的课程给予很高的评价，这让汤一介十分感动和难忘。
1981年，汤一介专门开设了“魏晋玄学”一课。1982年，汤一介奔赴兰州大学，为哲学系学生讲了一个月的“魏晋玄学”。1984年，汤一介为北大哲学系开设“中国早期道教史”的同时，又亲自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1985年，他又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为题开课。在以后的几年里，汤一介又接连讲授了“中国哲学专题”、“中国哲学的现代意义”等课，并为研究生开设了“中国佛教资料选读”、“般若婆罗密多心经”、“唯识三十颂”等课程。
2003年，76岁的汤一介被任命为国家《儒藏》工程首席科学家、总编纂。对于这一集录中国历代儒家思想文化经典的浩大工程，领头挂帅的汤一介不仅是最早的倡导者，而且制定了完整的编纂计划。编纂这样一部代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儒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汤一介把完成这一伟大工程看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2014年9月9日，汤一介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