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周利生、高鲁发出对易培基的弹劾不久，北平《快报》记者谢振翮等7人联合向北平地方法院检察署检举易培基图利渎职。他们举报，故宫博物院在出售金器的时候价格太低，而且还处理了具有历史价值的金八仙碗。这次举报随着媒体的介入，变得沸沸扬扬，人所共知。易培基不得不在1933年1月向国民政府呈文，为自己申辩。
易培基指出，处分金器是经过故宫理事会和国民政府批准的。所谓的“金八仙碗”其实是残品，“制作恶劣，绝无美术可言”，而且故宫里类似的八仙碗很多，就连寻常金店里也有销售。临时监委会认为，它们并不具备历史和艺术价值。至于把出售之款用于发工资，更是无稽之谈。处分物品的收益均作为基金，专款储存，账目清清楚楚。
易培基的答辩有理有据，周高二人的弹劾自然落空了。然而，幕后指使人并没有这么容易善罢甘休，他们很快又罗织了罪名，卷土重来了。
报错电报露了底
1933年5月1日，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拿着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绍信，以参观的名义来到故宫博物院。当庶务科虞科长接待他时，这位朱检察官却提出来要查看院里的文件卷宗。虞科长连忙打电话请示。易培基得知此事后，本待应允，可吴瀛却觉得不妥：“他拿着天津高等法院的介绍参观信，如何能看文件呢？”于是，经过双方商议，朱树森只在院内看文件，但经手过处分物品的人员要随时听候他问话。
第二天一早，朱树森来到故宫，李宗侗、吴瀛等参与过处分物品的人都纷纷到齐。开始朱树森问了问处分物品的经过，并没什么新发现。正待作罢，负责处分绸缎的书记员尹起文忽然站起来，期期艾艾地说：“就是有一笔秘书长同院长购买的3000块钱的绸缎皮货……并不是在星期日买的。大家都有一些……”朱树森想抓住这个“话柄”，连忙追问李宗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