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古今中外皆然。布罗代尔曾不无“傲娇”地指出，18世纪早期欧洲跨地区市场的高度整合，永远结束了以往曾出现的“令人恐怖的”大饥荒。18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只出现过相对小规模的粮食匮乏，这种匮乏可以通过粮食市场的调剂来解决。
中国自清代中期成为人口大国后，粮食问题的压力一直挥之难去。同时期的中国幅员和欧洲相仿，也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粮食市场，但整体而言市场整合程度显然不如欧洲，而与欧洲相比，又多了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此一集权政府如何与市场相结合来解决粮食问题，其行为背后的观念体系为何，绩效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清朝政府对市场的作用非常看重。为了更好发挥市场的调剂作用，乾隆鼓励私营粮食贸易，为此他一再禁止地方官员限制粮食输出。1736年，乾隆取消了实施很久的限制内地从东北地区买粮的禁令。
为了鼓励粮食流通，清政府还想出了“税收优惠”这一颇具现代感的调控措施。乾隆即位第一年，便应兵部尚书甘汝来之请下诏免除给贫困地区运输粮食船只的船运税，甚至还允许船商在归途中运输粮食以外其他商品时也免交船运税。
此外，清朝政府还从培养“市场主体”的角度来推动地区间的粮食流通，比如支持粮农去市场交易粮食，发放低息贷款资助长途运粮的船商，对向长期粮食匮乏地区输送粮食的商人授予荣誉称号和官职等等。
当市场自发的调节可能会对粮农造成伤害时，以陈宏谋为代表的清朝“经世派”官员们会主动介入，以熨平市场的波动。在陈宏谋就任湖南巡抚那年，湖南的粮食大获丰收，结果产供于求，加之销售不畅，粮农面临亏本买卖的前景，因为他们急等现金去购买“针头线脑”等刚需产品。
与此同时，陈宏谋发现当时江南有不少大米批发商已经闻风而动前往湖南去买粮。为了避免“谷贱伤农”，陈宏谋下令湖南的县吏们先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然而再转卖给刚刚到达的外省商贩，从而避免粮商过度压低价格。
除了确保国内粮食市场的顺畅运作外，清政府还一步步对海外粮食市场进行开放。开朝之初，为了打败郑成功政权，清朝统治者实行海禁，对海外贸易一度非常排斥，但到了18世纪，粮食问题是头等大事，粮食进口越来越被提上议事日程，尤其在那些出口导向的沿海地区。
到18世纪中叶，福建泉漳二府的粮食进口需求已经达到了每年150万到200万石，而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内陆粮食市场。
17世纪时，出于稳定收复不久的台湾安全形势的考虑，康熙曾禁止台湾大米出售到大陆。到了1725年，面对地方官越来越急迫的恳请陈情，雍正皇帝批准买进台湾的大米以满足福建沿岸地区的粮食需求。而在陈宏谋更是在1753年成功说服乾隆帝彻底放开对海峡之间贸易的限制，一个双赢的局面就此出现：福建沿海的粮食需求更好地得到了满足，而台湾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也更增强了对大陆的向心力。
海峡贸易的解冻为更远方的南洋粮食的进口铺平了道路。1728年，雍正下令从厦门入关的暹罗大米享受免税待遇。到了1742年，为了进一步鼓励大米进口，乾隆下令所有载有从南洋进口大米的船只，其所有的其他货物可享受最高达50%的关税减免，具体税率根据大米进口量而定。
老练的陈宏谋等人应对饥荒危机时也颇能熟练利用市场机制，协调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当从老友两江总督尹继善那里得知江苏的一些地区遭受严重饥荒时，陈宏谋主动上奏从湖南调出20万石大米救灾。不过，这批救灾粮不是直接免费发放到灾区，其筹集、调拨和分发是利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来实现的。陈宏谋意识到，如果直接从市场收购20万石大米，则一来本地供求平衡有可能被打破，损害本地消费者利益，二来从灾区前来购粮的粮商可能会因粮价过高而减少采购量，无法缓解灾区粮食供应紧张局面，也即“官买仍不能多，而反阻商贩之流通，亦觉非宜”。
最后，陈宏谋决定从湖南常平仓调出20万石的应急盈余粮，发往灾区的市场公开销售。粮食供应的增加将江苏因饥荒而抬高的粮价压低至老百姓能承受的范围，而两江总督尹继善一方面可以利用售粮收益的一部分来偿还陈宏谋的粮款，另一方面可以将余下的部分来用于运费和日后的应急性购粮支出。
因20万石大米的调出导致的粮仓“窟窿”需要填补上，不过老练的陈宏谋没有急于在粮价趋于上涨的当年就寻求账面平衡，否则只能导致下级官员压低价格“强买强卖”而于官民皆为不利，相反他选择等第二年粮食丰收后粮价出现周期性低谷时出手买粮平仓，既保证了官仓的粮储充裕，又通过官家购买维系了基础价格而再次避免了谷贱伤农。
此外，陈宏谋还利用“货币手段”来缓解粮荒所造成的危机。1743年，江西粮食极度匮乏，平民百姓手头些微现金都用来买粮，结果又陷入了“钱荒”，导致市面非常萧条。陈宏谋没有通过发放粮食来解决问题，而是从本来要用于购盐的政府专项基金中拨出白银三万两发放给全省的各家当铺用于周转，规定当铺老板可于收割季节过后收齐了欠款，再偿还给官家——在一个前现代的农业社会，陈宏谋居然能想到主动为市场注入流动性，而且意识到提供流动性的最佳途径是借助民间放贷机构，而非由政府来直接操作，不可不谓相当超前。
当然，由于总体而言当时中国粮食供求的市场化程度的低下——直到18世纪末期全国也只有占总产量10%的水稻进入市场，以及西北、西南等交通困难地区对全国性流通市场形成构成的阻碍，加之不少官员对于粮食市场的管理和运用意识的不足，清朝应对粮食危机的绩效谈不上特别理想。不过陈宏谋们的经历可以让人们以更谦卑的心态来面对市场的力量，毕竟与他们相比，现在的人们有更多的理由和手段——物流的改善、更专业化的分工——来相信和利用市场力量应对粮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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