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虽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不阿贵”的说法，但对象毕竟主要是王公贵族还不涉及到皇帝。皇上在施政过程中出现了严重问题或者施政犯了重大错误时，除了大臣谏言，还有一种悔过的形式—罪己诏，皇帝向皇天，也是向老百姓做的书面检讨。
它源自君王对于自己责任和失责的确认，这件事儿在上古是不成问题的。那时国家小，社会风气淳朴，君民相隔尚不太远，君主的职责相对较为明确，出了问题，人们都在看着，想赖也赖不掉。推诿责任则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最高统治者做了坏事赖账，上天示警也视而不见，这在民众之中就丧失合法性，是很容易倒台的。《左传》中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把赖不赖账、认不认错视作政治优劣的指标，这逐渐成为一种机制，作为君主专权的补充。
萧瀚根据“二十五史”进行的统计显示，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汉朝15位、三国3位（曹魏1位、孙吴2位）、晋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辽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遗留下诏书全文的大约有二三百篇。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退回来又想继续当中华民国终身大总统，为此还下了一份《罪己诏》，这是历史上最后一份。它以喜剧方式为《罪己诏》划上了句号。
过去史评认为第一位下罪己诏的是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因“水旱疾疫之灾”连年歉收，文帝下诏自责（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这被认为是传世的第一篇罪己诏。其实，史籍中并没有说这是罪己诏，《全汉文》称此文为《求言诏》。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他颁下诏书有二三十篇，多有自责之意，包括他的遗诏，风格大类相似。如果不是循名求实的话，春秋时期秦穆公的《秦誓》才是第一篇完整的《罪己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