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福建土楼为何能够保存至今？
本文节选自文贯中《吾民无地》
中国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
目前还存在的数百万自然村和数十万行政村正在逐渐消亡。可是，一方面，许多地方用“并村上楼”的形式加速减少自然村和行政村的数量；另一方面，“建设新农村”的响亮口号并未阻止农民离乡背井，栖身于以“城中村”为代表的城市贫民窟内。
如何才能不借助于对农村不断增加补贴，或对土地和宅基地强制性集中，而是顺其自然地处理城乡之间人口和土地的空间转换呢？如何才能防止城乡收入差的持续扩大呢？在回答这些问题前，也许要先问农业社会中自然村落兴起的原因，它们存在的条件在当代是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城中村兴起和蔓延的原因，从自然村和城中村的空间转换的必然性，我们是否能更准确地看到阻碍中国社会顺利转型的制度性障碍？
限于社会剩余，自古以来，中国绝大部分人口为了谋生，只能居住在远离都市尘嚣的原野河谷之间，直接从事农业，因而城市化率一直不高。人们容易想当然，既然传统农业生产高度自给自足，农业社会中人口的空间分布一定十分疏离和分散。其实并不尽然。在生产力较低，农业剩余本文中农业剩余和社会剩余均指粮食剩余，即农业人口维持自身再生产所需的粮食之外的剩余。这一剩余的多少决定了自给自足的农本社会所能达到的城市化水平。较少的时代，城市化率虽然很低，但为了就近从事农业生产，并发展初步的社会分工，获得最基本的公共品，农业人口也是以聚居的村庄形式分布。这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所以，在农本社会中，人口的绝大部分以村庄的形式分布，既高度分散又相对集中。分散指村庄时密时疏，并不连续；集中指村子内部人丁兴旺，基于婚姻和血缘关系，相互交往频繁，呈现顽强的再生能力。
可见，作为高度社会性的动物，绝大部分人无法承受孤家寡人的寂寞，以及由此而来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孤立无援。为了提高生产和生活的效率，降低生产和生活的成本，村庄的聚居形式对生产和生活最为便利。所以，尽管社会剩余太少，不能允许大部分人迁入都城商埠，但只要有可能，他们会以村庄的形式追求空间上的相对集中。
村庄内部的治理得益于中华文明所提倡的以乡绅为楷模的服从权威，长幼有序的伦理，使基于辈分和血缘宗亲的村内秩序得以自然维系，而无需过多借助暴力和强权。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土地制度的合理演化。夏、商、西周时的中国，仍是人口稀少，耕地丰裕的时期，可以实行土地国有制，新增人口只要愿意缴纳赋税，即完成公田的耕种和公粮的缴纳，可以向国家要私田养家糊口。但东周以降，人口暴增，耕地却难以续增，因而井田制无法维持，社会动荡不已。秦国一统天下后，中国全面确立土地私有，民间对地契的尊重俨然成风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21—23页。，大大减少了村民为争夺土地而发生纠纷和冲突的可能。
在远离交通要道，幸免战火和动乱的山麓深处和偏远角落，还深藏着一些古村。它们向后人显示，如果没有动荡和战乱，村庄内部的秩序能自我演化到何种高度目前，安徽、江西的一些山地里便有不少这种古村。村中的千年老树、百年老宅，以及石阶下的青苔和虚掩的门樨，无不散发出历史的沧桑、倦慵和祥和。树荫下遥遥在望的粉墙黛瓦在巷道上投下浓浓的影子，恰似一道长而深邃的历史甬道，引诱着人们沿着已经磨得光溜溜的青石板路走向古村巷陌的幽静深处。青石板下的沟渠里流着从远处山上引来，可供饮用和洗涤的潺潺清泉，衬着蝉鸣鸟语，悦耳动听，似乎在向人们倾诉着历史如何从远古的荒原一路流淌而来，才有眼前的精致和考究。这些古村的设计别具匠心，既和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又处处体现中华民族在建筑、文化、艺术上的审美意识和对生活便利的尽心安排。从大户的森森庭院和小户开门见山的布局看得出，古村内部有鲜明的贫富对照，也昭示着村内的社会分工。例如，除了私塾先生、江湖郎中，还有木匠、瓦匠等。这些脱离农业劳动的人数虽然很少，却代表了全村在缴纳赋税和自我消费之外的社会剩余所能养活的非农人口。绝大部分的村民们则依循祖训，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这些古村经历各种腥风血雨，而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除地理的天然屏障外，显然还得益于土地产权和人伦秩序。
土地私有制不但促进效率，似乎也有为公共品提供融资的另一面。例如，很多古村的青石板路为何能不分豪门陋舍，覆盖全村？很多地方的私塾为何能不分贫富，向所有愿意就读的孩童提供教育？在土地私有制下本来瓜分已毕，各有其主的土地为何还会留出一份公田？这些被称为族田的公田又是如何被一代代人精心经营，为村中的祭祀、教育、饮水和道路等的公共品提供源源不绝的资金和用地？
百余年前，有些位于福建、广东的古村，因为远离京城，被视为化外之地，盗贼横行，土匪出没。村民面对逆境，群策群力，建成圆形碉堡型村寨，仅以吊桥和外界相连。可以想象，除非这些古村发展出贫富之间和衷共济、守望相助的传统，否则这种建筑形式是不可能出现的。显然，形形色色的古村暗藏着传统社会平滑运转所需的遗传密码。解读这些密码，对构建今日社会的和谐也许不无借鉴意义。
但是在古代，大部分村庄在缴纳赋税之后，所能留下的社会剩余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从今天的角度看，过去大部分村庄的住宅和基础设施极为简陋。平原地区的村庄更频频遭受战乱、入侵、洗劫和强占，因而不像山里的古村那样获得制度演化所需的长期和平及产权保障。加上封建社会有高高在上的皇权，以及很少受约束的吏权，政府编制和开销有自我膨胀的倾向，因而对税赋的横征暴敛难以节制。随着农业剩余因人口爆炸而锐减，政府必然竭泽而渔，陷入黄宗羲所称的“积累莫返之害”，也即民间税赋越改越重的恶性循环。所以，封建社会无以永续，因为没有足够的农业剩余用于科技发明和社会基础设施的维护、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