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劫收”大城市
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了日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使中国跻身世界五大国的行列，国民党的声望达到了顶点。但突然降临的大喜事——接收工作考倒了国民党，导致其迅速走向下坡路。
不久，国民党要员纷纷降临上海、南京、天津等日伪统治区，行使接收大权。接收大员的到来给“沦陷区”的工商业带来了新的一轮浩劫。“军统”、“中统”、陆军、海军、警察等部门各自为政，互不相让，对于同一接收对象，“一接再接，甚至三接四接”的现象到处发生，汤恩伯第三方面军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为争相接收一所日人俱乐部，还发生了火并。
接收官员们乘机舞弊，千方百计将“沦陷区”的资产化归私有。他们抢住房、抢汽车、抢物品、抢钱财的现象随处可见。国民党上海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私吞房舍一千余栋、汽车八九百辆、黄金万余条，还有珠宝无数。上海市长钱大钧则私卖敌伪物资四十二亿元。海军总司令部派至天津的接收大员刘乃沂上校，不到半年成为巨富，有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五六个、汽车数辆、金条数百、珍珠万余，成为当时接收中的一大丑闻。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在天津私吞敌伪物资价值两千万元，胜利者的接收，就这样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日军投降后，“沦陷区”的人民“想中央，盼中央”；国民党接收大员来了“五子登科”，成了“中央来了更遭殃”。
抗战胜利后接收中的贪腐，是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1949年初，国民党一败涂地，蒋介石被迫“下野”，他与大将宋希濂交谈时承认：“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1946年，蒋介石不顾民众饱受十四年战祸而亟需休养生息之现状，一意孤行地发动内战，并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遭致民心大失，这是其失败的政治、经济原因，也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摘自《钟山风雨》 文/张来林）
4月14日，周六下午，在中山陵音乐台，一场题为“童梦奇缘·南京音乐少年交响乐展演”的少儿专场音乐会，成功举办。这场音乐会是2018钟山节日音乐会春季演出季的其中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