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绿松石龙形器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十分生动传神,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根源,是真正的“中国龙”。
“在学术界,绿松石一直被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玉’而受到关注。在二里头时代,它也的确与玉器一样,作为高端消费品为贵族阶层所使用,具有身份象征的意义。”许宏说。
除了这件龙形器,能代表当时绿松石镶嵌工艺的,还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兽面铜牌饰,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铜牌饰。其中,四期出土的一件铜牌饰置于墓主人胸前,正面用许多碎小的长方形绿松石片很整齐地镶嵌成兽面纹,四角四个穿孔钮上下两两对称,可系绳,形象生动,制作精巧。
承上启下玉文化
陈雪香说,从目前出土的玉器来看,二里头时期虽然还没有形成规律的用玉制度,玉器制造业并不十分发达,却是夏代玉器的代表性形态,对中国源远流长的玉文化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二里头不同文化分期的用玉情况和治玉技术的进展的背后,则是中原王朝势力的消长。
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出现柄形器,三期则有各类大型有刃礼器出现。这些带刃的礼玉,都与其本来的装柄方式和用途无关,而是表现贵族的权威,作为在宫廷上昭示君臣关系的“玉圭”或“笏”来使用的。
“在二里头遗址都邑,这些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表明王权以及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许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