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来看看先秦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生态情况,晋陕峡谷流域西侧的河流,都或发源或流经鄂尔多斯高原,所以说高原环境如何,与黄河中游来沙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元前一二七年汉将卫青出击匈奴,在当时被称为“河南地”的近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鄂尔多斯高原,捕获牛羊百余万,这么多牛羊每天要吃多少草料呀!可见当时当地水草之丰茂。不知道这么多缴获的牛羊后来是什么结果。
鄂尔多斯东部东胜县和伊金霍洛旗等地,在战国时有被称为“林胡”的民族分布于此,“林胡”即林中胡人,又称“林人”,是一个生活在森林中的民族,这会让你联想到什么吗?人猿泰山,或是蓝精灵?不过林胡人在当时可不是什么稀有物种。战国时代,北方游牧民族都统称“胡”,而其中主要为“林胡”和“楼烦”两支,可见林胡在战国时期是北方一个重要的大民族。要容纳一个如此大规模的民族生活,可见那时当地的森林是多么广阔,而现在这里根本没有林木。
面对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林湖人生活还是很有压力的
综合以上的举例可以看出,先秦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还是不错的,有大量植被覆盖,由于植被对土壤有很好的遮挡和根系固结的作用,所以当时的水土流失问题应该比现在轻微得多。那么先秦之后两三千年里水土流失为什么会越来越严重呢?答案就是农业民族的迁入。
汉民族农耕的生产方式,对黄河中游地区的植被有比较大的破坏作用。“耕”这个字的定义即用犁把土翻松,黄土高原的土质本来就很疏松,抗侵蚀能力弱,经过翻耕的土地,植物的根茎受强烈的日光照射而枯死,地表一旦裸露,受风蚀影响,沙土飞扬,植被很难再恢复。暴雨来时,不仅原有的沟壑在加深扩大,还使原来平整的黄土地面,由于没有植被保护,从片流而冲出细沟,由细沟冲成沟壑,继而不断地溯源、下切、侧蚀,使沟壑不断地发育。
先秦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居住着很多游牧、狩猎为生的部落,这些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对植被的破坏非常小,生态环境相对平衡。这种平衡被打破始于汉武帝北逐匈奴。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帅群驱逐匈奴,收复“河南地”(包括今内蒙古后套在内的乌加河、黄河以南地区),这一年移民10万到了陕北和河套地区。公元前120年,关东受水灾,又迁黄河下游地区70余万口至河套以南至陕北地区。公元前111年羌人被逐出了湟水流域,汉人开始向湟水流域迁移,同年又派遣六十万兵卒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卡肯屯田,以防匈奴。至此一大片黄河中游黄土地区,新迁入了大批汉人。
“七战七捷”的卫青
汉民族来到草原、丛林地区生活,不可能再去学习怎么放牧、狩猎,还要以耕地为生,所以大家摞胳膊挽袖子开始大干一场,该砍的砍,该烧的烧,该除根的除根,一定要创造一个新世界!很快原来森林草原的自然景观,为阡陌相连、村落相望的农业景观所替代。随着农业发展,大家又生呀生,人口也随之增长,至公元2年,黄河中游在龙门以上地区的总人口在280万以上。
当时的老百姓和政府都不懂科学,所以不可能考虑水土保持,不可能考虑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要考虑的是如此大规模的人口生计,要考虑GDP增长,要考虑成为强国不被外敌欺负,所以只能是滥砍滥伐,到汉武帝以后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下游泥沙显著增加。黄河最早是被称为“河水”,“黄河”这个称呼在西汉朝开始出现,作为正式名称是从唐代开始。为什么从西汉开始有了这个称呼,结合上文应该不难理解了吧。
西汉时期黄河中游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设置了县,被大肆开垦。至东汉初年,一些县的建制被撤销,原来的居民撤离,成为无人区,但该地天然植被并没有恢复,反而长期被沙土所淹没,致使后代再无文献可考证。
王景治河以后,黄河进入一个相对安流时期,原因除了中游地区由农变牧,来沙量减少外,也和这条河道距海较近,地形低下,水流顺畅有密切关系。该河道保持了800余年,至北宋景柏初始塞。
歙砚全称歙州砚,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与甘肃洮砚、广东端砚、黄河澄泥砚齐名。产于安徽黄山山脉与天目山、白际山之间的歙州,歙砚的制作材料被称为歙石或歙砚石,一般需要5-10亿年的地质变化才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