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31日至2月11日，大同陆军医学院谷村一治军医少佐组织“冬季卫生研究班”，远赴内蒙古零下15度的冰原之上进行所谓野外手术演习。演习对象是被蔑称为“生体”的8名中国“政治犯”，研究班在对8名俘虏做完冻伤、弹伤手术、动物输血、止血手术等惨无人道的实验后，将其全部枪杀掩埋，毁尸灭迹，事后还荒诞无耻地在现场举行吊慰仪式。吊辞污蔑称，这些中国“政治犯”因为不幸误入歧途，做了重庆蒋介石政府的走狗，本该立即处决，但因有幸参加这次研究实验，以死造福了内蒙等地百万皇军，也给日本、全人类做出贡献，所以特设坛告慰云云。
集体的沉默: 日本医界为何拒绝反省战时罪行
二战结束后，1947年8月20日，德国纽伦堡战犯法庭对在战争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的23名纳粹医生进行终审判决，7人判处绞刑，4人终身监禁，4人被判监禁10年到20年不等。可是，同样犯下战争罪与反人类罪的原731部队核心成员却没有一人因此站到东京法庭之上。除了1949年苏联政府在伯利法庭单独审判的13名与731部队相关的日军俘虏，主犯石井四郎因为和美军有过秘密协议，以细菌战研究资料作为交易，免于被起诉，过起低调隐居生活，其余大部分731部队骨干战后依旧春风得意，在日本大学、医院、学术机构、大型药企甚至政府内担当要职。为什么这些战争刽子手不仅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甚至不用受到道义的谴责？
以1947年纽伦堡“纳粹医生大审判”宣判为契机，同年9月18日， 世界医师学会（WMA）在巴黎成立。翌年，第二届WMA总会通过了《日内瓦宣言》，这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后世界医学史上第二个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宣言。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洗礼后，人类终于意识到了医学研究的发展和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开始填补这方面的空白。1964年，又在日内瓦宣言基础上延伸出确立了医学伦理学六原则的《赫尔辛基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