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果说到傅抱石在事业和人际等方面的压抑，在其回国最初的两年中已经有所流露。他曾经抱怨过中央大学的体制格外看重留法学生，以致他一度想北赴与留日生关系较密的北平师范大学谋职。这则材料透露的深层信息，可推测为由于他在求学背景、艺术观念、朋友圈等方面与留法画家的不同而带来的事业和生活上的被边缘化。因此，如果徐、傅二氏真的存在这方面的矛盾，也绝不应该是延迟到1942年才骤然徵现的。
考察两人的关系问题，似乎不必将思考的线索过于繁复化，最宜循着本真的人性方式将问题还原到他们生存的历史原境中。笔者认为，徐悲鸿之所以对名不出南昌一隅的青年傅抱石如此亲近和提携，还潜隐着一个至为关键的情感基点——傅抱石的成长经历与徐氏自身存在某些相似之处，那就是一个出身社会底层而胸怀艺术理想的年轻人，独凭一己才华和对未来世界的向往毅然壮行，为了解脱苦难的生活也为了靠近纯净的梦想，不惧辗转劳辛，兀自悲喜万端。这种近似的出身和迹历令徐氏在心灵深处对青年傅抱石滋生了本然的亲切感，发自肺腑地乐于助佑其踏上理想之途。抛却若干琐碎的考证和无解的复述，这一声来自生命内部的情感共鸣应该是二氏交谊中最本质的联结。
抗战胜利后，徐悲鸿赴任北平艺专校长，傅抱石则随中央大学东归金陵。傅抱石购宅于傅厚岗，与徐悲鸿南京的旧宅一墙之隔。虽徐氏已徙北平，但其前妻蒋碧微仍住在这座院落直至1949年初。此地离中央大学旧址不远，笔者曾自当时中大艺术系所在地梅庵出发，步行至此，沿途用心体察着当年徐、傅两位先生下课后款步还家的情景。在傅抱石的口述中，提到这里是他最钟爱的宅院，绝非汉口路现为傅抱石纪念馆的晚年居所可比拟。人俱故，缘犹长。如今，南京傅厚岗这两座老建筑依然安静地伫立在原地，青砖小楼，绿树满庭，嘤嘤鸟鸣不时跃出墙外，活像一对饱阅沧桑又欣然言笑的旧邻，坦诚见证着20世纪美术史上一段渐被遗忘的烟云过往，歌哭歌笑两从容。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