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商还算安分,梁冀却“居职多纵暴非法”,竟公然“遣人于道刺杀”告发他的洛阳令吕放,还目无国法,“尽灭其宗亲、宾客百余人”。
梁商一死,顺帝就命梁冀接替他老爸的大将军之职,还让梁冀之弟梁不疑代为河南尹,梁氏兄弟成了专横跋扈的官二代。继和帝朝的窦氏、殇帝朝的邓氏以后,梁氏外戚集团掌控了朝政大权,而且为恶更烈。
按吕思勉的说法:“凡是一种特殊阶级,不到他应当灭亡的时候,无论他怎样作恶,人家总只怪着阶级里的人,并不怪着阶级的本身。
这是社会的觉悟,有一定的限度”。然而到东汉中叶,人们已普遍觉悟,把朝政贪腐污浊的总根子指向外戚与宦官这样的“特殊阶层”。
在推动社会觉醒上,清流名士的大声疾呼与殊死抗争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他们向外戚、宦官的斗争,就具有历史正能量的作用。
史称,顺帝“委纵宦官,有识危心”。皇帝有危机感,固然值得肯定,但放纵宦官来夺回外戚的权力,无异引虎驱狼,则是绝对昏招。汉安元年(142年),顺帝也认识到有必要在地方上惩治贪腐,整肃纲纪,便亲选八位“素有威名者”,分行天下。
八使犹如后世的钦差大臣,也仿佛现代的中央特派大员。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大举措,史称“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朝野翘首引领,期望值相当高。
据《后汉书·顺帝纪》载:“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
《后汉书》对他们承担的两大使命交代得比较原则,对照其他史书便相对清楚。所谓“班宣风化”,据司马彪《续汉书》,就是“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也即树立正面的榜样力量。
而所谓“举实臧否”,据《资治通鉴》,就是“其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说得浅显点,出使者倘若查访到贪墨的官员,凡是州刺史与郡守级别的方面大吏,必须以驿马快递上报给朝廷惩处;至于县级官员,有权直接将他们就地法办。
不言自明,“举实臧否”,即惩治贪腐的地方官,才是朝廷派遣大员出使的真实用意。这些使者都是“耆儒知名,多历显位”,官衔也都不小,光禄大夫是九卿之一光禄勋的副职,相当于当时的副部级待遇,由此足见汉顺帝的惩贪决心。
八使之中,要数张纲最年少官微,却颇有主见。此前,他得知顺帝虽有危机感,却引用宦官,便慨然长叹:“秽恶满朝,不能奋身出命,扫除国家之难,虽生,吾不愿也!”立即上书,规劝顺帝说,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都不能倚重,应“少留圣思,割损左右”。当然,顺帝还是拉这个特殊阶层打压另一特殊阶层,走他危险邪乎的权斗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