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沉默半晌,没有说话。等赵光义离开后,赵匡胤对左右近侍说:“晋王所言,也有他的道理,我就听他一回吧。只是,”太祖深叹了一口气,悠悠道:“只怕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太祖皇帝听从了其弟晋王的劝告,实际上也是迁就于时势。赵匡胤并不是一名固执的君王,他通达,既能尊重传统,也愿意承认现实,顺应时势。南宋时,朱熹与朋友回忆起太祖开国创制的往事,朋友问朱熹:“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乱为治。”朱熹说:“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的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换成现在的说法,这正是保守主义的改进路径。
说回迁都的事。赵匡胤内心虽有“循周汉故事”、定都长安的情结,但他也不能不尊重现实,在他所处的10世纪,已经全然不同于周汉之世。经长年战乱摧残,长安等北方都城早已不复旧日繁华,东晋时衣冠南渡,南方获得大开发,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转移至江南,而军事、政治重心则依旧保留在北方,一南一北两个重心彼此分离。如果缺乏发达的交通网络将南北连接起来,南方的经济资源无法输送到北方,北方那些军政重镇势必难以维持,进而危及整个王朝的安全。
在铁路与火车被发明出来之前,水运线无疑是最为经济、快捷的运输网络。但中国的黄河、长江大体上都是东西走向,南北之间找不到贯通的水运线。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当然并不是为了下扬州看琼花美女,而是要打通南北的补给线。
大运河凿成,南北贯通,中华帝国才可能形成紧密的共同体,富庶的南方才能够成为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输送物资的大后院。位于运河线上的汴梁,近水楼台先得月,其地位便日益重要了,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与后周政权,均定都于汴梁。宋承五代之旧,也以开封府为首都,因为不能不顺应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