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11 月9 日至10 日凌晨，纳粹德国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拉开了序幕。为了伪装成平民暴乱，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穿便装行动，对犹太人的住宅、工厂、教堂、学校进行野蛮的打砸抢烧，超过7000 家商店被毁，奥地利更是有94 家之多的犹太会堂被破坏。被砸碎的玻璃在暗夜中泛着寒光，犹如点点水晶，这个人类历史上黑暗的午夜便有了一个与事实极不相称的名字“水晶之夜”。
正当此时，英国政府限制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美国政府拒绝向犹太人开放阿拉斯加，所有西方国家对犹太人的同情都只停留在口头层面。此时，上海这座不需要签证的城市，成为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身无分文的犹太难民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偷渡出德国和奥地利，其中将近3 万人来到了上海，这个他们从未了解过的东方城市。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原为摩西会堂旧址，二战期间，是犹太难民营的生活、文化宗教中心
大量涌入的犹太难民使犹太人自身的救济委员会不堪重负，上海本土的难民收容所、基督教青年会等慈善机构和教会机构也纷纷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最终，这些难民在虹口安家，虽然只能靠打零工糊口，居住环境也拥挤不堪，但逃离了纳粹的屠杀，可以靠自己的双手主宰自己的命运，依然欣慰。
虹口区的摩西会堂成为犹太难民的生活、文化、宗教中心。摩西会堂始建于1907 年，是由当时在上海的俄国犹太人建立的。1927 年，会堂迁入虹口区长阳路，二战期间，它承载了犹太人那段在黑暗中祈求光明的历史。
这座三层的砖灰色小楼设计简洁，却透着异国风情。会堂一层摆放着约柜，是犹太人举行宗教仪式和祈祷的地方。在那段避难的日子里，犹太人在这里集聚，互通讯息，互相鼓励，祈求耶和华的眷顾，也为自己的民族命运祷告。围绕着摩西会堂，犹太人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生活。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报刊和电台，报道上海犹太人自己的生活和世界犹太人的境遇，同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二战结束后，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继续投入到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中，为以色列国的建立贡献着力量。
在上海这个第二故乡，犹太人也同样丰富着自己的文体生活，他们组织文体社团，更是发挥了他们一直见长的音乐天赋，有许多犹太钢琴家、歌唱家后来进入上海的大学任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作曲家阿荣· 阿夫沙洛莫夫，他曾为《义勇军进行曲》配器，也曾创作了轰动一时的歌剧《孟姜女》。
何凤山，二战期间，他无惧纳粹压力，发放签证给数千犹太人逃生上海，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
当然，还有很多普通犹太人也有着自己的“上海故事”：
鲍里斯·扎茨的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优秀的拳击运动员，1936年-1940 年间，他曾经多次在比赛中胜出，被上海的外文报纸称为“不可思议的犹太人”。同时，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青年联盟”的活跃分子，他积极宣传犹太复国主义思想。1949 年，他如愿回到了以色列。
沙拉·伊麦斯的父亲1939 年死里逃生，从德波交界区辗转来到上海，他结实了一位上海姑娘，并喜结连理。婚后，他们生下了莎拉，直到1991 年中以建交前，莎拉一直在上海生活。她为自己的儿子取名“以华”，并告诉孩子们：“我出生在上海，没有中国，就没有我。”
在上海码头，走下轮船的小劳德·威尔顿只有11 岁，远在德国东普鲁士的家已经被抢夺一空，他跟着父亲住在难民宿舍里，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却也能勉强维持温饱。他记得是一些有同情心的中国人买了他父亲带来的一些微薄的“财产”，他们才有钱买下了一套小公寓。
1946 年，上海市虹口区犹太难民营的厨房，简单的器物后面蕴含着生命的希望与力量
莉莉·芬克尔斯坦来到上海后，仍记挂着在纳粹魔爪下的朋友和亲人。这天下午，她来到龙华塔门口，看到一位卖香烛的老人。老人见她面色惆怅，便询问起来，得知原由后，老人将一只香烛递给她：“拿着吧，在菩萨跟前点了它，想着你的兄弟，菩萨会保他们平安的。”那一刻，芬克尔斯坦感觉心灵得到了温暖和慰藉。
日军占领下的中国民众，虽然境况同样惨淡，但仍慷慨地将自己的住所、食物拿出来与犹太难民分享。犹太难民的邻居、中国老人王发良老人回忆说：“我们那时也是饥一顿饱一顿，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怎样，但我们还是尽一切可能帮助来到虹口的犹太难民。”
中以友好协会会长特迪· 考夫曼先生曾说：“在那难忘的年代，无论是政权的更迭，还是时局的变化，都没有使在中国居住的犹太人受到任何歧视。当时，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崇高情谊的呵护下生存、发展的。中国，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再生之地。”
随着战火的蔓延，东欧、西亚和北非的犹太人也有一些历尽艰难险阻，来上海避难，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作为东方的“诺亚方舟”，其所有连接欧洲的路线都已被切断，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犹太人来说，它成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桃花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