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陈香梅为宋庆龄带一封信给宋美龄。陈香梅说：“信中写到思念之情，并望能安排在某一地点姐妹相见一面。同时也希望国民党把孙中山先生的一些文件归还孙夫人。我离开北京去台湾时，舅父廖承志对我说：‘孙夫人希望蒋夫人有回信。'信是我亲自交给蒋夫人的，但没回信，再去询问时，夫人说：‘告诉她，知道了。'”
1979年4月21日，宋庆龄写给在美国的友人杨孟东的信中问：“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或者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这里的戴维指的是蔼龄的长子孔令侃。很明显，她迫切地希望通过与美龄联系紧密的孔令侃得到美龄的讯息。没过多久，庆龄的这个愿望就有了结果。
但是有了电话和地址也太晚了。宋庆龄已经病得很重。病重期间，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经常在她身边。有一次宋庆龄对沈粹缜说：“我牵记美龄，现在能来就好了。”又说：“美龄假使能来，住我这儿不方便，可以住在钓鱼台，你们认识，你帮我接待，早上接她来，晚上送她回去。”沈粹缜频频答应。同时，她迅速地向邓颖超反映了宋庆龄的心愿。很快回音来了，宋美龄身居美国，那时也身体有病，不能成行。听到这消息，宋庆龄叹了气，惋惜地说：“太迟了!”她似乎对自己的生命有预感。
政治沟坎阻碍了姐妹最后一面
宋庆龄的病情严重以后，她的亲属聚集在北京，围拢在她身边。大家都知道，宋庆龄牵挂的是宋美龄。于是决定发电报到纽约，把病情的严重情况告诉宋美龄，希望她能够回到中国，在姐姐去世之前再见一面。几天以后，终于收到了一封回复电报：“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家。”亲属们对这个反应大为吃惊，宋美龄甚至没有在电报上签上自己的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