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方略（方先觉长子）
方先觉（1905－1983），抗战名将，1944年时任国民党第十军军长，率部坚守湖南衡阳，以不足两万军队抵抗十万日军长达47天。衡阳保卫战是抗战史上最惨烈的一场城市保卫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方先觉就曾接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电话。薛岳问道：“阵地能守几天？”方先觉回答：“能守一个星期。”当被问到如何“守”时，方先觉坚定地说：“一线守两天，二线守三天，三线守两天”。挂下电话，方先觉写下遗嘱。负责转交遗嘱的副官张广宽在看过后，决定将其公之于众。于是在第二天的《长沙日报》以：“方师长誓死守土，予立遗嘱”为头版大标题，将遗嘱全文刊登：
“蕴华吾妻：此次我军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身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希吾妻勿悲！夫子珊，民国三十一年元旦。”
时隔两年半，这份遗嘱恐怕仍然有效。不同的是，这一次守衡阳，方先觉不只守了7天，而是坚守47天。战至8月8日，守城官兵终于弹尽粮绝，而攻城日军也损失惨重，无力再战。双方经过交涉之后，在日军允许保持军队建制与荣誉，以及救助受伤官兵的条件下，守军结束了孤军拒敌的抵抗。衡阳之战以交涉之“终战”而结束，而非投降日军。
方先觉
人的命运很难预料。在国民党溃败之前，有过共产党的人来跟我父亲接触，劝他不要走。那个人身份不明，但在衡阳的时候父亲就见过他。这个人很有学问的样子，表面上是个教书先生，长袍马褂，很有学者风范，当时就在军队里面讲四书五经，大家喊他刘老师。抗战结束他就消失了，到1948年突然又在南京出现。父亲当他是老朋友，这个“刘老师”就跟父亲讲，不要走了，保证没有问题，父亲说让我考虑考虑。
考虑到最后还是去了台湾。现在想来，他可能还是念蒋介石的交情。
到了台湾，还碰到了冈村宁次。当时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在阳明山训练军官，冈村宁次就在训练班里当教官，大家喊他“白教官”。冈村宁次也知道我父亲很会打仗，有一次他还来跟我父亲谈，说你们衡阳一战打得很厉害，那个战术能不能透露一下——因为很少人跟日军作战能这么顽强的。
父亲就讲，他在衡阳的时候耳朵炸过，不大清楚了，所以没办法讲。冈村宁次就跑到蒋介石那里抱怨，说我想请教方先生一些战术问题，方先生不肯告诉我。蒋介石笑笑，没有理他。
其实告诉他也没有问题，所有的战术都只能用一次，衡阳的战术到现在已经没有用了，时代不一样。过去用手榴弹，现在用导弹，但所有的战争都是人在打，人是讲精神的。现在我们回忆衡阳保卫战，就是想这个抗战精神不能丢。
衡阳保卫战
可是父亲打了一辈子仗，他并不喜欢打仗，甚至他很反对孩子从军。我进了台大读书，一年级的时候我想读书有什么用，空军来招生，我就报名去参军。当时连我在内台大一共有三个学生考上空军，学校要开欢送会，这时候我才告诉家里。父亲眼睛一瞪，要发疯的样子，教训我说台大这样的大学多少人想考考不进去，你考进去居然还想去当兵，你要当飞机师吗！他拿个棍子就要揍我。那时候台湾的家具都很简单，是竹子做的，我站在一个竹子做的桌子旁边。父亲一棍子打下来，我就一跳，没有打到我，把桌子腿都打弯了。
所以他是真打。他这样舍不得打士兵的人，却因为儿子想当兵，真的来打儿子。
他是觉得，军人这一辈子过得没有意思，战场上卖命，都是白白浪费，一辈子到老就是在台湾这么个小岛上窝囊过日子。我考上台大的时候，是一万两千多人报考，取前八百名。我考上台大就像中了状元一样，父亲跟人吃饭就讲，我儿子进了台大法学院，非常荣耀。所以我要当兵他不能接受。我想他不是恨军人，而是恨战争。
现在有些书里写，我父亲后来出家当和尚了，这都是胡编乱造，没有的事。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台湾，他是心脏病突发。我是老大，葬礼上给他捧照片的就是我。父亲留给我们的除了一世英名，也没有别的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