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9 山西大同广远将军妻母墓石棺 宴饮图
沙岭7号墓甬道两侧的武士及其身侧的人首兽身怪物是不见于汉晋十六国时期的新事物。略作观察，就可发现武士青面獠牙，长着的不是人脸，而是一张怪脸，比较接近猪脸(图10.1-10.2)。结合《续汉书·礼仪志(中)》有关方相氏的记载，可知武士当为打鬼的方相氏。墓门两侧绘侍吏在河西魏晋壁画墓中已见，但在甬道两侧绘方相氏却为首见。方相氏身侧的怪物更为以往所未见，但他们与武士装的方相氏相伴，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续汉书·礼仪志(中)》所载方相氏打鬼时所率“有衣毛角”的“十二兽”或“十二神”——甲作、胇胃、雄伯、腾简、揽诸、伯奇、强梁、祖明、委随、错断、穷奇、腾根。或许甬道中的两个怪物就是十二兽(神)中的两种吧。沙岭7号墓的两个怪物都作人面状，后来壁画中的怪物都作一人面、一兽面(见图10)。陶俑出现以后，始见者是两个作武士装的方相氏，如呼和浩特北魏墓，后来增加了一人面一兽面的镇墓兽，如雁北师院M2(图11.1-11.3)。这种陶俑组合可视为沙岭7号墓壁画武士和怪物的具象化。这种陶俑组合唐代也非常流行，唐代文化与北朝文化一脉相承，王去非和程义先生认为唐代人面和兽面镇墓兽分别为祖明、祖思，北魏时期是否也这样称呼不详，但《续汉书·礼仪志》的“十二兽(神)”中有“祖思”，因此，沙岭7号墓甬道中怪物与唐代当一致。伏羲女娲被绘制在甬道顶部也为目前所仅见，其含义颇难理解。伏羲女娲的基本含义是再生，汉代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石棺、河西魏晋木棺，以及时代晚于沙岭7号墓的固原北魏漆棺上的伏羲女娲(有“东王父”题名，女性人物题名缺失)都位于墓室、石棺或木棺壁的上部或顶部，都与再生有关，沙岭7号墓这个壁画的位置虽然特殊，但基本含义当仍是再生。如果将其与甬道两侧武上怪物合并考虑的话，似乎可以理解为打鬼与再生是有关联性的两件事。打鬼打的是企图闯人墓室的恶鬼，再生必须从墓门出去，两种内容一上一下，于墓门处交汇。打鬼要打地下之鬼，属于第二阶段的解兴石堂武士壁画表现的尤其明显，武士执戟作向地下击刺状，脊梁带刺的怪物作啖食状(图12)，有助于对沙岭7号墓甬道武士和怪物的理解。从形象、组合和文化渊源上说，沙岭7号墓的武士和怪兽都可以追溯到华夏传统文化，但他们此前不见于墓葬之中。该墓其他壁画题材几乎都因袭汉晋十六国时期，却出现这个创新性的内容，着实给人以突兀之感。这个内容为什么在相当于平城时代早期的五世纪三十年代的北魏墓葬中就突然出现了，而且此后一直延续，不能不让人认为平城地区对此有特别强烈的需要，这种特别强烈的需要不能不让人推测其与拓跋鲜卑为首的北方民族来自于草原有关的联想。萨满信仰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特色，对鬼神世界的想象、对偶像的崇拜异常发达。汉晋时期的汉人打鬼仪式完全有可能随北魏大员移民也带到平城，具有萨满信仰的拓跋鲜卑等草原民族大概对此特别感兴趣，就特地将此绘人墓葬，后来还制成陶俑并延续到唐代了。
图10.1 山西大同沙岭7号墓甬道左壁 武士及人面兽身怪物
图10.2 山西大同沙岭7号墓甬道右壁 武士及人面兽身怪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