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说：“至草书之奇者，如楼兰出土之《五月二日济白》一纸，与阁帖中刻索靖帖毫无二致，‘无缘展怀’一纸则绝似馆本十七帖。其余小纸，有绝似锺繇贺捷表者。”……后人所谓的“魏晋风度”，在魏晋南朝名家身上得以系统性体现，其实这种“风度”在西北残纸上亦能觅得，乃时代风气使然，与其说这是东晋名家书写艺术与精神品性的追求，不如说是文字书写特殊阶段历史规定性所决定的。
换言之，汉末魏晋字体演进的特殊情形，使新体逐步成熟，同时古体（篆隶等）并未彻底褪尽，新、旧元素并存于当时社会书写中，其特征反映在笔画和组构间，令字迹呈现着独特的气息。所以晋书“潇洒”韵致不止于士人名家，而具有时代性、普遍性，这在西北残纸中也嗅得出。
三是，名家的个性风格离不开社会基础。西北残纸显示了书写面貌的丰富多样性，其中不乏与东晋名家作品相近的样式——有的还早于江左名家时代。
名家技法与风格不是孤立突出的，他们一方面有其传承谱系，如锺、卫、王、羊等，另一方面不得忽略社会性书写的基础作用，如东汉末新体发展与同期刘德升、锺繇之间关系那样，个人与社会、名家与基层书写间相互影响、互为作用。
四是，社会书写间的差别，体现在用笔风格上（如粗厚笔触型，出锋显芒型，古朴型与雅逸型）、新旧体含量上、技术（高低）层面上等等。字体演进尚未彻底完成的历史阶段，不同书写群、不同写手笔下的墨书各不相同，因此也形成此期墨迹风格丰富多彩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