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返乡笔记出版成书：乡村的流逝大概无可阻挡

古人说：“礼失而求诸野。”倘“礼”在乡野也找不见了，我们又该到何处找寻？

当年鲁迅先生呼吁那些已经觉醒的大人们，“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后辈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但今天的问题却是大家普遍没有了“因袭”的担子，也就没有几个人愿意去肩住黑暗的闸门了。

不过，事情也还并未坏到令人窒息的地步。襄公、尾生这样有着圣贤之德的人，的确是找不见了，但在荒芜的大野上穿行之时，我还是能够看见一些令人欣慰和振奋的亮色，闪烁在乡村的暗夜里。

长久以来，对于自己的身份，我充满了迷惑。如果说我是农民，但我一直身处校园，早远离了稼穑。倘说我是知识分子，但按照世俗的标准，知识分子自然是要生活在城里，有着较好的物质条件，在利益层面也能够说得开话。显然，这些我都不具备。我不但没有在任何一个城市落下脚来，还始终脱不净乡下人的泥土气。况且，我也融不进知识界的种种小圈子，亦不喜欢“形而上”，不擅长高谈阔论，“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陶渊明说，从前那些大好光阴啊都误落在尘网中，是个大大的错误，但往日虽不可追回，未来却是可以选择的，我要归园田居。毫无疑问，我没有陶公那般勇气和境界。我要是真想着回家去种田，为祖国多生产一些粮食，我的父母一定会羞愧而死，父老乡亲的唾沫也不会饶了我。然而，这些年来，我回家的次数也的确是越来越多了。寒暑假必回去，平时有机会也一定回去。因为父母都老了，身体也不好；年过七十还种着三四家田地的大父（大伯），已咬不动稍硬的食物了；大舅的听力越来越差，走山路也越来越困难了；而身体极健壮的姑爷（姑父），已埋于黄土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