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深夜，陈伯达突然被押送北京秦城监狱，在监狱门口，陈伯达大喊一声：“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的！”陈伯达的话被传了上去。不几天，陈伯达在秦城监狱的待遇大变，吃得比家里都好，一个人住了很宽敞的房子，大夫三天两头给他检查身体，厨师向他征求对伙食的意见。如此优裕的生活条件，一直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陈伯达究竟在阜平做过什么“好事”呢？
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县，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相邻。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最初就是在阜平印刷厂排印的。
陈伯达从未对人谈他在阜平做的“好事”。秦城监狱只知道毛泽东关照过在生活上给陈伯达以照顾。毛泽东去世之后，陈伯达更不愿谈这“好事”。
直至1983年10月公安部门派人专门调查此事。面对公安人员的查问，他不得不说了有关经过。
我在采访时，不得不涉及此事。他考虑再三，才向我也谈了有关经过——不然，我无法向读者解释他为什么在秦城监狱中会那般受到照应。
事情是这样的：
1948年3月26日，毛泽东乘汽车到达山西兴县蔡家崖（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受到司令员贺龙的热情接待。4月1日，毛泽东在蔡家崖向晋绥干部200多人发表讲话。4月1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于5月27日才转移到平山县西柏坡村。
毛泽东到了阜平县城南庄之后，派人把陈伯达从平山县叫到了那里。当时，毛泽东准备派陈伯达前往苏联，争取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帮助。陈伯达记得，当时已在着手准备有关文件，还准备了一些古董作为访苏时的礼品。要陈伯达去苏联，一则考虑到他曾在苏联留学，二则他是“意识形态专家”。
后来，陈伯达没有成行，因为斯大林拍来电报，说他将派米高扬秘密前来中国拜晤毛泽东（在西柏坡会晤）。
就在陈伯达来到阜平县城南庄的日子里，毛泽东正处于异常的忙碌之中。据毛泽东当时身边的警卫回忆：
毛主席工作非常紧张，白天连续召开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研究作战方案，晚上研究马列著作，起草文件，批复文电，常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一次，开饭时间过去了，警卫员又把饭送来，放毛主席的办公桌上。可是，等到来收拾碗筷时，饭菜却一口未动。警卫员把饭菜端去热了热，劝主席趁热吃饭，主席说：好，我吃。过了一会儿，警卫员走来一看，主席正望着地图上一个红箭头凝神静思，饭菜依然未动……
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后来查明是国民党特务孟宪德、刘从文密报），国民党军队知道毛泽东在阜平县城南庄。一天，城南庄上空响起了国民党B-25轰炸机隆隆的轰鸣声。警卫员发觉敌机临空，要毛泽东赶紧进防空洞。毛泽东正忙着，没有当一回事。
陈伯达听见飞机轰响，朝毛泽东那边跑。半路上遇见江青，正匆匆朝外跑。陈伯达问江青：“主席呢？”江青答道：“在屋里，说服不了他！”
陈伯达跑进院子，大声高叫：“飞机来啦！飞机来啦！”
陈伯达进屋，要毛泽东快走。这时，好几位同志也来了，都急着劝毛泽东赶快躲一躲。
毛泽东这才意识到敌机已相当近了，便跟随大家撤离，朝防空洞走去。
就在毛泽东刚刚离开，敌机扔下的炸弹，准确地命中院子，爆炸了！毛泽东那房子的玻璃被震碎，墙也坍了……
陈伯达说：
本来，这件事不值一提。充其量，我只是做了一件“好事”。可是，当我被突然投进监狱，我为了救自己，才喊出了“我在阜平是做过一件好事的！”这句话……我确确实实，是为了救自己！我的话被汇报上去了。别人当然不明白我说的“好事”是什么，毛主席心里明白。所以，当时他在政治上狠狠批判我，在生活上给我宽大——我非常感谢毛主席！我的体质很弱，在监狱中如果没有毛主席的关照，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唉，不过，我活着也难为情——我这样犯了大罪的人，何必活着呢？……
公安部门在派人向陈伯达作了调查之后，曾要求陈伯达把“好事”写成一篇书面的材料。陈伯达考虑再三，终于动手写，却只写了一小半，没有写完。自然，他也就没有向公安部交上关于“好事”的书面回忆。
陈伯达这篇没有写完的文稿，依照手稿原文，现披露如下：
有一回，公安局派人来问，你说曾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是什么“好事”？
我说，是有这末一回事。在狱门前，看守的同志正开一个牢门要我进去，我不肯进去时说的。
“你是否说，你救过毛主席？”
“是的，是这样说的。这事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说起这事，是求毛主席能够宽恕我，不要让我进监牢。”
事情的经过是：毛主席从晋绥到阜平后，周恩来同志和他（引者注：指毛泽东）离别要到西柏坡的时候，他告诉恩来同志，他（引者注：此处的“他”指周恩来）到西柏坡可告我，要我陪他（引者注：指周恩来）到苏联。恩来同志把此意告我，我即到阜平。我到阜平后，没有和毛主席住在一处，是分开住的……
尽管陈伯达没有给公安部门就阜平的“好事”写出书面材料，但是他在1982年4月23日与周扬的谈话中，倒是说及了。本书第一章引述了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关于陈伯达与周扬谈话的笔记。现再把陈伯达对周扬所述有关阜平“好事”的一段话，转录于下：
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救过毛主席。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
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
如果晚一步是很危险的。这件事本来从没有对别人说过。1971年逮捕我，我在监狱门口不肯进去，大声说过“我救过毛主席！”
开始关我的地方条件很差……大概我说的话传上去了，几天后把我转到一个三层楼上，生活很优待……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穿着一身蓝布棉衣、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陈伯达，在这次会上被“依次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因为在33名中央候补委员中，他原本名列第三。
陈伯达得以“递补”是这样的：
原中共七届中央委员陈潭秋，其实在“七大”召开时早已去世，他于1943年9月27日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由于消息隔绝，不知他已不在人世，所以在1945年仍被中共“七大”选为中央委员。
原中共七届中央委员王若飞和秦邦宪，1946年4月8日由重庆到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原中共七届中央委员关向应，于1946年2月病逝于延安。
这样，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四人由中央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